【专栏.所见微尘】李忆莙/花砖
那天跟一位对建筑史有研究的朋友聊天，聊到瓷砖，他说瓷砖很早就已经出现在南洋，而且比中国岭南地区及老上海更早。可一直以来有不少人还以为南洋老房子的“花阶砖”，是由南来的先辈从中国引进的。
他给我说南洋瓷砖的历史，补的不是瓷砖知识，也不是制造瓷砖的技艺，而是血色的呢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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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开始，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殖民主义国家为扩张海外领土，先后陆续进入东南亚，以殖民手段侵占土地。在被控制的地区，实施战略性殖民管理；以开疆辟土、种植、挖矿、采煤、建立港口等多样性的实施来配合有计划的资源掠夺。而建立商埠，则为开拓海外贸易市场，为母国带来商业利润。实施这些计划，首先需要的是大规模的劳动力，那往哪去招募呢？于是这些殖民主义者把目光投向天灾人祸频繁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天灾，再加上人祸，生活困苦的农民，纷纷响应招募，以契约劳工或猪仔形式掀起一股下南洋热潮。以此同时也出现了另一波移民——“新华侨”，他们之所以奔赴南洋，目的是寻求更好的发展。这些商人的文化水平一般都比较高，当中不乏有识之士。除了做生意，他们在侨居地成立会馆、办学，设医馆，在政经文教各方面亦多有建树。在那样的时代空气里，那是一股有激昂成分的力量。
瓷砖晚于南洋出现在岭南地区及老上海，是因为瓷砖的引进，得等到这些衣锦还乡的商人，在家乡修建豪宅时，将南洋殖民风格的洋房优点结合起来，建成中西合璧的花园洋房。于是来自西方的瓷砖便派上了用场。（其实最早发现瓷砖的地方，不是在欧洲，而是在埃及金字塔内，用以装饰内壁。后来由中东传入欧洲。）所以这些中西合璧的老洋房，地上的花砖多是欧洲舶来品。尤其是黑白相间棋盘格图形的，那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特有风格；没有细节，明快干净，反而简约出品味，百看不厌。
听他如此一说，立刻想到30年前那位发迹新贵的新居，以及他那磅礴的创意——地砖上墙。那么多年过去了，至今仍印象深刻。回想那些年，铺瓷砖的势头可说是锐不可挡。若问这趋势是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还真说不上来。反正那些年流行铺瓷砖，而且创意无限；原本铺贴在地上踩踏的地砖，竟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从地上一直铺贴到天花板上去，而且不选用色彩柔和，简约低调的图案，反而一派花团锦簇，彩色缤纷，并以大范围图形描述各种花花草草；有大而亮眼的向日葵、有华贵的牡丹、有艳丽的玫瑰，还有出于污泥而不染的荷花，荷花池里还游着两条鲤鱼呢。花间除了蝴蝶飞舞，还有青蜓点水……如此大量繁殖式的蔓延，看得我眼花缭乱——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一次瓷砖“革命”。而今那时光的车轮已碾压远去，终于可以看出来，最懂得欣赏瓷砖的终究是中华民族，无论是大陆的中国人还是东南亚的土生华人。走过一百多年岁月，审美在装饰与艺术性中流转，所释放出来的巧思，典雅有之，浮夸不缺；横跨欧亚，踩踏出来的是一条悲凉而浪漫的荆途。
每次去岭南地区，看到那些中西合璧的老房子，闽式的也好，粤式的也罢，觉得最美丽的是地上的花砖。经过岁月浸润，更彰显出那质地的坚实、耐磨、隽永、沉稳和细腻，这些都得慢慢去体会。总觉得房子无论多华丽堂皇，花砖始终是灵魂。
那么我们南洋殖民风格的老房子，又是如何的呢？就说槟城的裕荣庄吧。那是孙中山先生在南洋的重要革命基地，是黄花岗起义的策划所在。可以这么说吧，那是时代赋予的历史完成，所以它一直都在。而这老宅最特别的是，还没进门即见花砖，明快有序，一片花海似的，美丽极了——那可是步步生花啊！
我们这一代人，半新不旧，夹在新与旧之间，我们“发思古之幽情”的情思，悠远而感慨，却又是温暖的。怀旧不是复古风潮，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而对新科技所带来的各种方便的感恩，也跟悠远之思的心灵感受合该是一样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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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潘受将船票让予郁达夫，辗转逃离新加坡，抵达重庆。他是少数战乱中仍持续创作的诗人。细读其逃难诗作，几乎可勾勒出一条逃亡路线。其时，他携妻小乘渡轮离新，“为避敌追袭，船迂回于印度洋中者十余日，然后渐脱危险地区。”（〈避寇印度洋舟中五首〉）。船上颠沛流离，风声鹤唳，一对子女仍为他举杯庆生，全家守岁，不知浩劫将至。
〈八月十日日本天皇乞和，十四日正式投降〉一诗中，潘受难掩内心的激荡与雀跃：“日本投降了，家家喜可知。满城鸣爆竹，拆屐赋围棋。消息还如梦，疮痍待洗悲。满装双足是，破涕抚妻儿。”此诗不同于他一贯的典雅古风，兴奋至极，情感奔腾直泻，流露自然。
1947年，潘受决定离开重庆，再返新加坡。劫后余生，家园待重建。新马社会命运相依，华人唯有自求多福，更加积极在动荡中谋求立足之地。他回到新加坡怡和轩，追忆故友郁达夫横遭不幸，感慨悲痛。郁达夫自1938年受聘于《星洲日报》，主编纯文艺副刊《晨星》和《文艺周刊》，新马文艺事业本已步入正轨，然战火摧残之后，重振之路更显艰难。
英殖民地政府对华文教育诸多限制，华校发展空间受阻。中小学华校得以迅速复兴已属不易，若再创办一所华文大学，更是难上加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潘受辅佐陈六使筹建南洋大学，成就新马华文教育史上的一桩美谈。1953年，他受邀加入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积极投身筹备工作，为华文高等教育奠定基石。《南洋大学创校史》中的陈六使序文，或出自笔力深厚的潘受之手，文辞庄重典雅，精准传达创校初衷，足见他对陈六使办学理念的深刻体察。
“余之胆所以如此其大者，盖借我三百余万华人之胆以为胆耳。余之志所以如此其坚者，盖恃我三百余万华人之志以为志耳。”正是怀揣这样的信念，潘受毅然投身其间。1953年2月，278个社团齐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众口一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肩负重任，亲自洽聘首批教授，协助文、理、商三院主持校政。然而，开课在即却突发“林语堂事件”，校长临阵辞职，南大陷入危机。此时，潘受再应陈六使之邀，出任南洋大学秘书长，全力稳住校务，带领南大挺过建校初期最艰难的4年。
如今，潘受的事迹屡被提及，甚至有人认为，若非他当年力挽狂澜，南洋大学“怕已开不了门”（〈海外庐诗〉原跋）。1955年，南洋大学正式开课，开学典礼上，校旗迎风升起。这面“三色光环”校旗，正是潘受亲自设计并撰文释义。其子潘思颖于1997年在〈从牌坊大门说到相思树〉中回忆：“我的妹妹（当时南大第一届学生）潘小芬，按照拟定的尺寸，画了准确的图样交由工匠制定。这迎风飘扬的校旗把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告诉千千万万东南亚关心南大的人民：‘今天是我们海外华人教育史上最光荣的日子！’”（《联合早报》，1997年8月3日）自此，新马华文教育史翻开崭新篇章。
然而，1958年，英殖民地政府褫夺了潘受的公民权。1959年底最后一天，他正式向陈六使呈辞，并获准于次年2月15日新学年开课前离任。辞职函中写道：“兹谨趁首届毕业生步入社会之日，退避贤路，修函恳辞。”果然，他洒脱离去，不再回首。
1960年4月2日，南洋大学于云南园隆重举行首届毕业典礼。是夜，中国文学研究会在云南园举办诗人雅集，由中文系老师刘太希、佘雪漫主持，汇聚新马诗坛名流。然而，素爱诗词的潘受却未曾现身。他仅留下一首诗，并附注述及自己原拟出席雅集，惜因雨未果，后收入该会编纂的《云南园吟唱集》。
多年以后，潘受再提笔写南园：
“年来世事不堪论，话到喉头咽复吞。多谢海风吹雨过，暗将吾泪洗无痕。”
此作是《丙寅冬至后二日重过南园七绝》之一，写于南洋大学关闭后的第六年。1986年冬至，潘受旧地重游，举目惆怅，不复言语，然历史自会铭记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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