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是捷克裔法国籍作家,7月11日因久病逝世,享年94岁。1984年发表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他一生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但除了这本,昆德拉还有很多值得一读再读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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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去世了。回顾生平,他曾获多项重要的国际文学奖,多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影响了一代人,并曾在上个世纪于许多国家掀起“昆德拉热”。莫言评价昆德拉:“小说中的讽刺有一点儿像黑色幽默,又不完全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味道。”
米兰·昆德拉认为,一部小说如果没有发现一件至今不为人知的事物,是不道德的。而他想要借小说发现的是人的“存在地图”和“人类形形色色的可能性”。昆德拉借许多哲学观念推进小说人物的思考和行动。读者常常会读到作者现身发表哲思的身影。学者李凤亮:“读昆德拉的小说,读者往往会陷入这样的幻想,即不知道是哲学入侵了昆德拉的小说,还是昆德拉的小说演说了哲学。”昆德拉的小说和哲学密不可分,他引用犹太名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来阐释小说是一门“作为上帝笑声而生的艺术,其本质并非屈从于意识形态的确信态度,而是去反对它。”然而,昆德拉同时认为,小说艺术和哲学还是有区别的,“在小说的领土,我们不会说出肯定的话,这里是属于游戏和假设的领土。所以,小说式的沉思从本质上就是质问的,假设的。”
读昆德拉的小说,难就难在理清其中设计的概念和文字定义。他说:“小说首先是建立在若干基本字词的基础之上。”为了精准定义某些词条,他甚至为自己的小说撰写了类似“昆德拉辞典”的〈七十三个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辨证了轻/重、灵/肉等哲学概念。小说由尼采的“永劫循环”(Eternal Return)向读者抛掷一个问题:如果此生经历的悲欢在下一世,下下一世再度循环,这种生命叫人沉重得难以负荷;然而,只活一次的人生,岂非轻盈得难以承受?——所有发生过的战争,以及其带走的无数生命仿佛史册上的青烟——“与希特勒的和解,暴露了一个建立在轮回不存在之上的世界固有的深刻的道德沉沦,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预先被谅解了,一切也就被卑鄙地许可了。”
故事主人公托马斯是外科医生,手术是其生命之重;对待感情,他却喜欢投入到不用负责任的“性友谊”,这便是他的生命之轻。他抵抗所有幻化成沉重责任的一切。直到认识了特蕾莎,托马斯却无可救药地陷入“非如此不可”(Es Muss Sein)的沉重心境。之后托马斯因为得罪共产党而遭遇解职,小说于是借着托马斯的人生变化,与在两个不同生命状态的情人(特蕾莎和萨比娜)的周旋,引领读者进入文本的思维境况,探索生命轻与重的变化。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提出了“媚俗”(kitsch)的概念。“媚俗”向来有诸多解释,但昆德拉认为“媚俗并不是单纯由坏品味所造成的作品”。对媚俗的探讨,小说以“上帝是否排遗”作为切入口——粪便与上帝是不能掺和在一起的,但是基督教人类学是按照上帝形象塑造了人类。两个说法只有其中一个成立。所以媚俗,是对粪便的全盘否定。
香港青年作家任弘毅:“昆德拉的时代,媚俗的目标就变成了一切个体意志。政权通过这种‘媚俗’来消灭个体的差异,使全部人跟从同一种审美、在同一种价值体系中生活,并牢牢拥护之。”一如小说人物萨比娜内心对共产主义的反叛不是伦理性的,而是美学性的,令她反感的不是世界的丑陋,而是世界所穿戴的漂亮面具,即是媚俗。米兰·昆德拉强调自己不是左翼,不是右翼,而是一位小说家。对于媚俗文化的批判,从来不仅限于集体主义的共产国家。多年以后,萨比娜在美国和参议员兜风,看着快乐奔跑的孩子和青青草地,参议员发出快乐的感慨,令萨比娜想起那个高高在上的共产领导,竟和眼前的美国议员无异。“媚俗而引起的情感必须能让最大多数人来分享”,媚俗无所不在,我们无处可逃。
◢成为历史见证的那顶帽子
昆德拉有句名言:“人类对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一如《1984》所写的:“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为了巩固政权,篡改历史成为许多当政者的必要步数。《笑忘录》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情节——1948年共产党领袖哥特瓦尔德站在布拉格一座巴罗克式宫殿的阳台上发表演说,天气很冷,身边的克莱门蒂斯将自己的帽子戴在哥特瓦尔德头上。后来,克莱门蒂斯因为叛国罪被处以绞刑,宣传部决定让他从所有图片中消失,从此以后哥特瓦尔德就一个人站在阳台上,但那顶帽子却没被删去,成了历史的见证。
“笑”与“忘”是此书的两大基石。昆德拉说,扼结乐思忒、对于既成观念的不思考、媚俗是三头侵害艺术的野兽。而扼结乐思忒,是希腊文,意思是:不笑的人,“他们相信真理是清晰的,相信所有人的想法都应该是相同,相信自己和心理所想到的自己一模一样。”昆德拉擅长创作“通俗笑剧式”的小说,比如《好笑的爱》和《赋别曲》,企图结合沉重的问题和轻盈的形式。
与昆德拉对谈时,克里斯蒂安·萨尔蒙曾简单归类昆德拉的小说风格为“通俗笑剧”和“复调小说”两大类。复调小说脱胎自复调音乐(Polyphony),多重声部完美结合又保持独立。昆德拉精心安排小说的构连(articulation)——一部小说分成几个部分,每个部分分成几个章节,章节再细分成段落。比如《笑忘录》7个篇章原可以分成7部独立小说来写,但他却拒绝,深怕捕捉不到“现代世界里存在的复杂性”。他说:“一部小说的结构,就是将不同的情感空间并置。”〈关于结构艺术的对话〉这篇访谈录,昆德拉娓娓道来其在《笑忘录》、《生活在他方》等小说中精心调整的快慢板,并以音乐大家贝多芬、肖邦的名作为对照,找到两个艺术门类在节奏上的共通性。
◢小说和极权,互不相容?
无论形式还是内容,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观无疑是复杂的。世界正经历着“令人晕眩的简化过程。”于是,小说的复杂精神更显可贵,他告诉读者:“事情远比你想像得来得复杂。”昆德拉强调,小说和极权是互不相容的。这种不相容远比异议分子与当朝人物、人权斗士和施刑者之间的不相容还要深远。小说世界的暧昧性与基于唯一真理的世界是用不同材料捏出来的。
借着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我们认知到人类行为的无因果性,无法计算,甚至神秘的面向。我们都是抛掷到这个地球上的。昆德拉说:“生活是一个陷阱,关于这个,人们从过来就知道:我们不曾提出要求就被生下来,被关在一个我们不曾选择并且注定要死去的躯体里。”对比理性主义建基的句子“nihilest sine rationale”(没有任何存在之物不具理性),昆德拉的小说提出“sinerationale”——不具理性,在小说里,因果关系被打断,“思想在无所事事的甜美自由里游荡”。大师离世之际呼吁重读其著作,自是媚俗的表现之一。然而,在这个迷茫的时代,更有重读昆德拉之必要,我们借小说的叙事,再度叩问个体生命与历史、记忆和世界的深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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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斗胆用身体在高速公路上行走的人,他一定是遇到了哪些麻烦,但我们多数把他们当成麻烦。时速120公里,突然眼前一大障碍物,方向盘左右闪避,干一大清早遇上这麻烦事。
马路就像保龄球球道,有车经过,它便兀自移动,但它从不移动。尽管如此,它总赠予我们许多意想不到的礼物——时而一粒滚动的头盔,时而一具扁烂的动物尸体、一个想死的女人。她怀着孩子,开着白色本田City,就在我每天开车回家的路上割颈自杀。
马路是一条悲伤的马路,所以我才会在那个早上遇见蜥蜴人。
拖拉着骨一般的身体,蜥蜴人出现在16区高速公路上。破洞的深褐色衣服与肤色相衬,脸颊瘦出了窟窿,头发披覆至背——如山鬼,也似野人。天还明晃晃,他是该死在这城市,还是生还自哪座深山?在这汹涌的马路,我往前,他也往前。他就用枝干般的身体穿过车龙,没人来得及鸣笛。
穿过他的瞬间,我清楚看见他的嘴巴。他在说很长很长的话,像必须念三天三夜的咒语。所以在那瞬间,我想他是疯子,才会赤脚走在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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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街道是虚幻的,而且夜晚比白天来得危险。只是整座城市的夜晚越来越暗了,工人在马路旁维修,但灯照不到他。
在那些阴暗处,我曾经见过夜晚的狸花。
熟悉的办公室楼下,狸花是一个陌生化的词语。办公室坐落于一个充满人烟的小区,对面是住宅,偶尔有猫走过。每天早晨上班遇见狸花,他都背着一个沉甸甸,破了几个小洞的黑色布袋。狸花的头发依旧像一篇语法全错的、语句不通的文章——乌漆麻黑的一整片,遮住了一半的脸,但脸的肤色也晒得几乎和头发一样的色度。于是在那全然浑浊的黑之中,狸花面目模糊,徒留一双眼白特别明亮的眼睛。
第一次遇见狸花,他只是很缓慢地从人家门前走过。那种慢,是生命还有很长但不知道接下来可以干嘛的慢;也像是管他的生命,今天要死也无妨。
几乎每天上班,狸花都会从相同地方,带着一样的躯干与行囊走来——没有遇到的话,永远是我不够准时。所以我才说他是狸花,猫一样的定点来到与离去,为这个地盘留下自己的气味。
而上班快半年,在这办公室小区混熟以后,我逐渐认识了三条街道的浪猫。很常午餐时间遇到其中的谁,都会蹲下来跟它们说话,但它们多数时候慵懒地摊睡在水泥地上。午后炽热,水泥地还留有些光影,浪猫会躺在影子之中。
当然,不是每一只浪浪都会对人的语言有所回应。它看到你,闻到你,听懂你,只是懒得回应。
有时我觉得它们其中一只,是变成人的狸花。满身的虱子、沙尘、汗、肤油、污垢凝成风霜,狸花走路不说话。
还可以与人对话的人,都把自己留给了他人。那些已经无法与人对话的,都把话留给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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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只身走上流浪汉收容中心那天,其实心里有点怕。那怕,比在高速公路上看到蜥蜴人的那个瞬间来得低沉与绵长;但作为一名记者,尽管刚入行,我觉得怕比受伤更羞耻。
半山芭龙蛇混杂。下过雨的街道,像极了一条湿滑的鲶鱼,光溜溜、长条状的身子;偶有车灯打过,就像鱼在深海发光。
我去半山芭找的是一名姓梁的牧师,他说他在菜市尾端等我,楼上便是他的收容中心。他照顾无家者已经20年,我们通过两次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粗旷、市井、接地气,没有电视里牧师故作温柔的儒雅,反倒像半山芭哪个水果摊的龙头。直到见面那刻才发现,梁牧师比想像中还要矮小,像只马一样往下垂的脸上,有两条粗黑的眉毛。重点是,原来牧师不一定总是穿着黑色大袍。
教会的好心人捐出店面,梁牧师便负责打理。有床位,有饭盒与瓦片,早上醒来能到外头溜达,午餐时间一到又折返领饭,像极了一群放养的街猫。但他带我走上楼的那刻,推开门,也有百无聊赖的老人一动不动躺在床上。他看着你看他,此刻注视都变成讨价还价之物——我问梁牧师:“这样(闯)进来真的没关系吗?”他说:“有我在,不要紧。”
三楼白天不开灯。他用钥匙打开门锁,生锈铁门发出一阵咿呀——众人随即引头探看。在店铺的尽头,一束光温和地照进,梁牧师说那是他们放风的露台,刚吵过架的谁就在那头冷静。将领一般,他带着我巡视这20个床位——每人安排一样的橱柜、杯具、洗漱用品……谁彻夜未归,谁病死老死痛死白板上的床位名字便一把擦拭。汰换家常,那些名字都臣服于他,接受这规训,这监管与条例,才得以绑定一个床位。他是统治者,也是父亲,每个拜三的团契活动会陪他们唱歌。
但我总觉得,真正的将领之才不能有太多的爱,因为他们还要上战场。
偶尔会有政府官员沿着那条潮湿,堆满干货的梯道上来,有时梁牧师在,有时并不。他们说这里没有执照,收留无家可归者是非法行为。以安全隐患为由,一个店铺不能是家。
因而,没有家的人,都应该由政府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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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穿着制服的执法人员带着捕猎器,从卡车一跃而下。野猫自午睡中惊醒,卡车的引擎由远而近,穿过水泥与沟渠,轰隆轰隆,像一场惊雷暴雨正从远处缓缓逼近。没有家的人,都应该由政府监管——于是他们的武器,如巨大的扫把,把街道的左边至右边,前面至后面,一时半刻之内统统清扫干净。
“以安全隐患为由,他们必须被隔离”。仿佛一辆开往神秘岛屿的愚人船,把麻风病患者都驱赶至无人之处。因而,疯子有疯子的归宿,当他们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排他的部落。资本主义也汇聚成城市与高塔,在那俯瞰人世的高塔之下,相似的人依然会不由自主地相遇、聚合,并自以为安全。因此第一次在公路上遇到蜥蜴人,以及在办公室楼下遇见狸花,他们异化的服饰、行为,俨然我眼前一片白茫茫的刺点。强烈的害怕像一支发射的火箭来得极快,但也忽地消失于无垠之中。
细想之下,我畏惧的其实是那山鬼的形象,那我打从有了认知开始,便不曾光天化日下见过的留至腰际、打结交错的蓬头;以及像刷上黑油一般油亮的垢面。我甚至来不及去想,他们此时此刻的存在,并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问题;他们面临着问题,且不是拿着扫把到街上清扫就能解决。
一只老鼠被车碾过,尸体三天三夜都无人清理。它成了街道的隐喻。它要不是被马路吞去,也许就是被蜥蜴人或狸花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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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过几次罚单,暂停营业复又亮灯开灶。教会阿姨来煮大锅饭,喂养散居在半山芭附近街道的流浪者,那锅大得能把一个孩子煮熟。在大锅米饭煮熟的绵长时光中,梁牧师与执法人员也拉开了冗战——他们拉锯、僵持,最终双方都停留在原地。
“没有执照,不能营业。”
“我们没有营业,只是收留无家可归者。”
“他们应该去政府的收容中心。”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有屋瓦,我想蜥蜴人与狸花也是。
在高速公路遇到蜥蜴人那天,他似乎已经历了一场漫长的逃亡,仿佛被炽热的太阳追赶,穿过一大片野林与蒺藜,再跟着月亮的方向走,才狼狈地逃来这座钢骨森林。他到底有想去的地方吗?被逮捕到公立收容中心的流浪汉,他们仍会想方设法逃出来,再重新过上天地为家的日子。里面没有自由,里面的空气很闷热,梁牧师说——他们宁愿睡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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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是虚幻的。在街道形成之前,众人席地而坐;只是当人为泥地铺上石砖与水泥,人们便只能在街道上走。他们说,只有山里来的人才会当街坐着;只有疯子才会睡街上。
狸花是疯子吗?后来我才发现他不是。在熙熙攘攘的小食中心旁,街坊邻里立起了个大红色的拿督公龛,香火断断续续,初一十五会供奉发糕苹果。午餐时间,我都会从公司经过这条小路,走到后边的南洋咖啡店去。拿督公龛旁的树荫下搭起了个木棚子,时而停了几辆摩托,华人阿伯并肩坐着消耗时光。一只脚翘起来,一只肮脏的人字拖便掉落沙地;万宝路香烟袅袅,有一天我便见着狸花以相同的姿势坐在他们之间。
狸花正在与人说话。这一次我忍不住多瞅他两眼,瞅他黑色布袋里边装了些什么。瞅他蓬乱头发后的脸,瞅他那双特别明亮的眼睛。忽然,他看着我看他,那眼神间虽没有鄙意,也没有恶意,但不下两秒,我还是像个孬种一样假装把眼神飘往树上的翠鸟,假装什么也没有看过。
像看鬼一样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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