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游走于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
不是每个文学作家都能忍受严谨苦涩的学术研究，同样的，不是每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能写出行云流水的文学作品。但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其实并不相悖，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葛亮对这点深有体会，他早期的学术训练，为他撰写长篇小说提供了相应的准备和素材，所以对他而言，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实际上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葛亮的小说充满烟火气，比方说2022年出版的《燕食记》，他从饮食风物着眼，书写民国以来粤菜的掌故传奇和流变，以及食物背后的人生百味。很显然他在写这些内容之前肯定做过严谨的考察研究，而这种能力必须归功于他早期的学术训练，甚至他近年所写的一些内容，其实跟他在大学做的研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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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照他的话说，他开启写作之路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意外，因为他父母亲都是理科出身，以前那年代的想法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即便如此，家庭对他在文学方面的影响很巨大，因为他祖父是中国著名艺术史家葛康俞教授（1911-1952），父亲担心文学会在他这一代发生断代，所以从他小时候就会有意识地引导他阅读。
他长大后选择了中文系，家人都非常支持，他起初也甘于当文学的评论者。但久了之后，他心想有没有可能自己也尝试写作，以便体会他研究对象的甘苦，以及体会写作过程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因为这样，他在二十多岁快硕士毕业时开始动笔写小说，不久后即得到极大鼓励，2005年荣获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获奖作品：〈谜鸦〉）。要不是有奖项的鼓励，他说：“我可能会停下来，继续做一个评论者。”
在南京生长的他，其实是到香港求学之后才开始写作。在他眼里，南京是座特别舒服的城市，“你活得舒服、活得自在，实际上就已经是向世界致敬”，所以他觉得南京这座城市容易让人缺乏写作的动力，也因为这样，他很佩服在南京写作的作家和前辈。
可是香港不同，香港的生活节奏非常匆促，气韵也跟南京很不一样，他发现这里与自己的家乡如此不同，因此产生了写作冲动，尝试去回望以往的青少年生活，于是开始写长篇小说。
写作和研究未必有明确分界
在香港的这些年，他从修读香港大学中文系，到目前在香港浸会大学担任教授，一直都待在高校里面。他说，在大学教书对他而言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跟写作是一体两面，“特别是我们写长篇小说，有时候需要一些逻辑思维的锻炼，需要在写小说的前期做一些田野研究，然后要做一些资料的查考和整理。这个部分实际上和你作为文学研究者的工作是有叠合的，换言之，我早期的学术训练其实为我写长篇小说提供了相应的一种准备吧。”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他有了写作经验，他更能够带着温度去做他的文学研究，也更能够将心比心，进入研究对象的内心。因此，写作和在大学任教这两件事，他认为实在不矛盾，实际上是一种互补关系。
不过，一旦进入大学体制就免不了要满足大学的各种要求，比如大学会规定教授每年要发表多少篇论文，每年要指导多少名研究生等等。他不讳言，现在的大学“蛮卷的”，很多工作变得需要去量化，大家为了争夺资源而必须很努力去达成各种指标，不像他祖父那个年代，可能大概写两三本书就是一个大家了。
这种情况下，写作之于他更像是一种沉淀之道，能够帮助他平静下来，所以像他说的那样，写作和在大学教书其实是互补的关系，甚至有时候是共融的关系，比方说他最近书写的内容会提到广州织金彩瓷和澳门木雕，这些素材恰恰来自他的研究，可见写作和学术研究有时候根本没有明确的分界。
创作这种事必须要发自内心的热爱
在香港浸会大学，他教授的学科主要跟现当代有关，比如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现代中文小说创作。当请他给想要从事写作的年轻学生建议，他的答案很干脆，就是“通常不会给建议”，理由是他教了这么多年创作，深深觉得创作这种事必须要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行，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老师能帮助学生发掘他的天赋，但学生能走多远还得看他自己的本事。
近20年，他看见许多好苗子，但事实上大家都有各种各样来自于现实的考量和压力。他认为即使讲得再多，“其实都抵不上自己可能的一个信念跟选择，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天然就选择写作的人。”
今年5月，他在吉隆坡参加由马来西亚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和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主办的“走进中国当代文学”分享会，分享他的文学创作经验，其他两位主讲人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和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得主东西。
葛亮觉得刘震云和东西是很自觉地在人生道路上选择了写作，但他本人真的因为他是研究者，想要为他的研究注入更多温度，所以才选择了写作。
“我爸妈都觉得我写作已经是个意外了，他们没有觉得我一定要做一个作家，他们觉得一辈子在大学里教书蛮好的，因为我们家里到我三代都在大学里教书。”
现实中有太多我们无法掌控的东西，但在写作过程中，他沉浸于他所构建的世界，所以即使说写作是孤独且寂寞的，他也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甚至觉得寂寞有时候是一种力量，能够让人与周遭的现实世界对话。
“这个时候，”他说：“每个作家实际都是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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