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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宫毯子》在2012年出版,标志了贺淑芳进入一个在说故事成规与写实、现代歧路之间的“新小说”空间,一个不“老老实实讲故事”(贺淑芳语)的叙事方向。《迷宫毯子》可说是马华“新小说”的一个新起点,或者贺淑芳“成为一个真正的书写的人”的开端。不过,那个开端不是2012年,而是2002年。
2002年,贺淑芳写了〈别再提起〉、〈黑豹〉与〈墙记〉。〈墙记〉后来改题为〈墙〉,收入2014年出版的《湖面如镜》,于是将《湖面如镜》的开端拉回2002年——贺淑芳的“新小说元年”。从2002到2011年,她不断修改/重写《迷宫毯子》里的12个短篇,那是书写的人无绝期的功课。
◢《迷宫毯子》离不开梦境
《迷宫毯子》写一群常人与弱势者,如受害者、父亲卷款走路的女儿、火车服务员、霸王房客、返乡的女儿、被抢劫者、疯妇、不想上学的女孩、梦游者、采访编辑、编织的女孩,以及写小说的人,他们在僵局与困境存活寻路。他们没有时间与空间“讲故事”。他们活在时间隙缝与空间边境,讲话通常像独白、梦呓。
更多时候小说离不开梦境;梦境至少出现在《迷宫毯子》的6篇小说里。梦境是真实/现实的对照组,也是贺淑芳解决小说问题的方法,例如让人物梦游。在梦境或现实世界,小说中的沟通对象并非他者或读者,而是“我”自己,或“我”的分身(doppelgänger),如〈月台与列车〉里的疤痕脸或〈时间边境〉里的房客。即使是书信,收信者也无法回复,只能写给自己看。
这些存活者的空间,多半是偏乡小镇,以及镇上破旧房屋。〈日夜骚扰〉里父亲卷款走路,祖父失智,大伯疲弱地微笑、姑妈老在抱怨、没事持拐杖的叔叔咄咄逼人,无法离开小镇的“我”只能逃到屋顶,像小说开头屋顶上的兽般在那里苟存。这篇“变形记”可视为向七等生〈我爱黑眼珠〉致意之作。〈重写笔记〉被抢走的未完稿寓言了书写困境,但小说的现实困境却是生病的母亲。〈消失的陆线〉也书写类似困境与人物关系,不过被偷走的不是文稿,而是象征沟通管道的电话线。小说里的女儿从远方返回饱受霾害的家乡,带回一大批书,不确定是否将永远困在小镇,与那些书为伴,继续无尽的书写。
《迷宫毯子》最后一篇是反映“此时此地的现实”的改教议题小说〈别再提起〉,颇具“马华文艺独特性”,很难想像世上还有哪里会搬演如此滑稽荒唐的闹剧。改教议题在《湖面如镜》中更是重要焦点。
◢《湖面如镜》“老实讲故事”
《湖面如镜》中最早的一篇是2002年的〈墙〉(重写的〈墙记〉)。两篇改教议题小说〈Aminah〉与〈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和涉及踩宗教红线的〈湖面如镜〉都发表于书出版前两年,为作者以“小说对当前的思索”产物。〈湖面如镜〉写两位不同族裔女性讲师教学踩了“踩不起的火线”,分别受到校方关注与解雇。叙述者陷入僵局,就像送马来女讲师回家后车轮陷入烂泥凹沟,无法脱困。两个阿米娜/张美兰/洪美兰在“信仰之家”的故事背景是90年代。阿米娜申请退教失败后发疯,成为裸体梦游者,仿佛活在一个看得见的平行空间。另一篇阿米娜小说是一个分身的故事,也是书写与自由的寓言。
《湖面如镜》里的人物多有名字,跟《迷宫毯子》叙事方式显然不同,故事元素多,作者也比较努力“老老实实讲故事”。书中风格贴近《迷宫毯子》的是〈箱子〉与〈墙〉,可见作者偏好处理这类空间与物件。〈夏天的旋风〉与〈天空剧场〉近似通俗剧。〈十月〉结尾的腹泻怪诞闹剧,其嘉年华式狂欢风格,不下于〈别再提起〉以抢那坨黄锦树许为马华小说史上最著名的大便收尾。相形之下,〈小镇三月〉是宁静、抒情的安魂曲。小说写90年代初,某年3月的记忆。情窦初开的翠伊在镇上老旧的南天旅社帮姑妈打杂,3月多雨,小镇时间过得慢,如幽灵般诡异的房客每天下午重复出现。
〈别再提起〉当然不是叫读者“别再提起”。这篇小说也收入2004年出版的同名马华小说选,编者序文题为〈一九六九年,别再提起〉,其实是并置两个短篇题目以反讽之,而不是希望读者选择遗忘。1969年5月13号的种族流血惨案,影响国家民族个体多少个世代,岂可忘怀
告别?过去马华文学书写者往往自动噤声消音,不碰禁忌议题,贺淑芳的《蜕》应该是第一部直面五一三惨案的马华长篇小说。
◢《蜕》重启513记忆
《蜕》的〈楔子〉写女画家作品总是呈现“世界和祥宁静”的画面,但是“五月过后,不再是了。天翻地覆。她不能再那样画,手会拒绝那样安好的世界。”这句话令人想起阿多诺那句名言——“在奥施威兹之后写诗是野蛮之举;甚至有损何以今时无法写诗的认知。”五一三过后,世界已不那么安好了,个人与族群创伤难以抚平,诗人已很难像以往那样写诗了。
1969年5月13日,当然不是“此时此地的现实”,但恐惧与创伤永久长存,不去面对就永远无解,它总是“缺席的在场”,阴魂不散地在人间作祟。《蜕》重启记忆,一再地复返创伤历史的原初现场,俾以“在伤口重生”。贺淑芳终于抵达之前小说中诸多僵局与困境的源头——那场五月暴动及其后遗症。对生于1970年的贺淑芳而言,五一三不是她的记忆,而是“后记忆”。就像《蜕》中1970年生的“萝”,她们都属“后记忆世代”。
小说从陈桂英一家开始叙述,也写阿清姨,以及其他五一三家属、见证者或幸存者,写的是1969年5月13日,前一晚,前几天,以及过后几天,隔年,一直到新千禧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他们都是社会底层庶民,以卑微的存有方式,在城市以及城市边缘求生。在5月排华暴动中,他们一夜之间成为“裸命”,成为暴动见证者或五一三家属,从此活在创伤与集体记忆的阴影下,直到老死。小说前半部聚焦在桂英与阿斑、陈父陈母、阿清姨与阿烈身上。然而,不管是叙述谁的故事,五一三的杀戮场景总是重复出现,那是挥之不去的梦魇。小说第三章结尾,美姬死了,桂英赶不及送她最后一程,就像在五一三失去的亲友一样。
《蜕》第四章回到1969年,插入阿未与百花剧团的故事,他们是另一组五一三幸存者,其中杜丽娘复活的戏总是唤起五一三家属的心愿,然而人生并不如戏,现实中死者无法重生。小说末章以萝为中心,旁及经历五一三的不同族裔与其后代,写他们如何回应1969年在国家档案局缺席的当代现实。结尾以戏剧控诉依然倾斜的房屋。最后穿过2021年,2015年,回到文良港,回到1969年5月,那是小说带我们复返的创伤记忆所系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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