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元勋敦李孝式留下的144箱文献“移民”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的事件，引起了极大的回响，一位朋友读了拙文《从史料移民谈起》之后，写下了这样的留言：“礼失求诸于野！有时想想，也未必是坏事，至少还有一个地方愿意郑重的处理有关的史料。如果在一个强调某个种族文化为中心的地方，与其把史料交给有立场、有偏见、又不愿意珍惜的人处理，不如交给愿意珍惜的专家处理，说不定若干时日还可以还原历史的真相，后代的子孙还可以知道历史的真实！”

这位朋友确实是说出很多人的心声。一如“华研”前主任文平强博士所说，这些文献其实可以通过首相署部长许子根的争取收入国家档案局，但当局是否拥有懂得中文的职员，还是一个问题。因此，“李氏家族把文献交给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做得很对，因为新加坡有能力、有人才和专业可以保存这些史料”。

但这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信任官方机构，那华社本身又做了多少？为什么陈李两大家族连华社也不信任？

不能否认，华社研究中心多年来在收集、整理和保存华社史料方面，作出了许多努力和贡献，但由于长久以来完全无法获得政府的资助，而华社给它的支援也非常有限，论财力、物力和人力，甚至专业，“华研”的确不如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这是事实。

在保存文史这一块，我们华团向来都是重视不足，冷淡有加。一些华团在搬入新置的堂皇会所时，往往不是把珍贵的史料视如敝履地丢进垃圾桶里，就是束之高阁于储藏室里，何来保存？

说得刻薄一点，华社很多时候也在掩饰甚至毁灭历史。以新山为例，柔佛古庙复修后的所立的碑文，竟然对山门曾被当局拆毁的历史事件只字不提。另一例子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杜边在1945年日军投降后复办宽柔学校并任校长3个月的历史事实，也曾因“政治敏感”因素，而被掩盖了52年，直到13年前新山文史工作者舒庆祥提出人证物证之后，才获得“平反”。

“礼失求诸于野”这话说的是，当礼乐文化在上层社会已经崩坏失落的时候，还可以到野外、民间去寻求。但如果民间也不重视，让史料一再流失到国外，那我们就只进一步沦陷于“礼失求诸于‘外’”的境地了。

悲哀、感叹之余，在抢救史料文化工程上，我们还要继续犹疑和等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