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与其已故夫君李学敏同龄，去年我们往拜访时已届九一高龄，威北华病逝时年仅三十八，遗孀寡居逾半个世纪，吾人依一般世事规律可以推断，她一手含辛茹苦养大三男二女共五个稚年子女，排后二女二男为威北华所出，他们结婚时新婚太太带着一个第一段婚姻所出的小男孩。伟大这样的形容词留给英雄豪杰、圣贤师表，这个女子就是平凡，平凡而又了不起。

我们称作威北华的那个作家，生前在家中是被叫作鲁白野。我们是文学人，是《流》、《春》、《黎》三个集子的读者，最多再加一小册用笔名楼文牧出版的《爱诗集》，而他的家人则只知道他最后几年的生活，回到家里就是埋头编纂《马来语月刊》和《实用马华英大辞典》，又常借酒提神，整个家居变作自己的编辑室，而书店／出版社的人来联络，就只称呼鲁白野。老太太说，去到世界书局，到处可见到鲁白野的编著品：“汝去世界书局，皆（也）是伊的册。”说的是潮州话，我们在她家逗留一小时有余，这句话她重复说了五六次。重复说五六次的还有其他的话，一个活了九十几年的人是有这种特权的，因为已消逝的九十年已经变成一条纵贯的直线，头尾两端交结成一个点，大多数细节都看不到了，可以看到的那些少细节就像镂刻在意识的大门额上，随时可以取下来，重复又重复。

往拜访老太太，是由老人的幼子李文带路，我们三个来自吉隆坡的客人，有人出版社的杨嘉仁、“嘉仁的佳人家人”方肯和编者，乘坐先前带领我们去李文工作室的诗人潘正镭的车子，从小坡阿拉伯街一带朝岛中央腹地方向行驶。我记得车子经过实笼岗路，不久就左转进一条小路，很快就泊车，进入一栋楼房不很高的政府组屋。我们被带进二楼的一个单位，趁着主人家还没出来，我走近客厅／起居室的窗口张望，不远处的路口有一幢小回教堂。老人从里间（厨房或卧房）掀门幔出来，用手势招呼我们坐下，她本人就近坐在最靠近里间门的那张小沙发椅上，我猜想这就是她平日最常坐歇的地方，我甚至想像由于长坐，沙发椅内壁已经被塑成她的体型，每次当她坐下时就把她温柔的抱住了。（这地区叫Potong Pasir，靠近大巴窑。）

我们在李文工作室看到的老照片中，有一张她和姐姐少女时代的合照，是她俩随母亲南来与父亲团聚后所摄。这应该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有关她的最早的事实：在中国（推想是潮州原籍）出生，十多岁跟姐姐随母亲南来新加坡。她何年嫁给威北华，作家没有留下确切的记录，只有在《实用马华英大辞典》的〈再版弁言〉（“鲁白野一九六一年春”）里留下这样一段话：“在英雄的狮城，我结束了年青流浪的日子。长女苏玲诞生以后，我便决心安静地住下来，开始我的悠长与建设性的写作生涯。”多么积极和乐观的豪情壮志，他没有辜负这个自我期许，尽管命运最终只给他十二、三年的时间————他是在一九四八年中重返新加坡的。

他俩的婚姻显然说不上是幸福的，收在《爱诗集》里的〈婚后悲歌〉（姚远）是个自白，而如果读者允许编者摘用小说里的记述————不要忘记威北华的多数小说，从背景环境到角色的遭遇再到主角的思想感情，都带有很浓的自传色彩————来反映或推测作家的实际生活情况，若干“说不上幸福”的具体情况就会衬托出来。“生活是可怕的。当我首次把自己套上了家庭的枷，我没有奢望一朵幸福之花会在我的贫乏的薪俸上开放。极度的贫穷使我随便与一位…………女人同居了。之后，我发觉生活的圈子用惊人的速度在缩小了。”“五年了，经过五年的椰风蕉雨，我已成了两个小孩的年轻的父亲，加上了妻带来的男孩子，负担是相当重的。”“过去五年间，每逢假日我便到比较幽静的莱佛士图书馆替报馆写一点东西，藉此捞一点钱填补家庭经济的困难。”这几段话都采自收在《流星》里的〈遗失了的青春〉。《流星》是威北华的第一本创作集，序文作于“一九五五年的春天”，集中的小说创作至迟也是作于一九五四年底或之前，五年前结婚，这样我们可以合理的推算威北华是在一九四九年成家，这时距离他重返新加坡（一九四八年底）不过一年半载。假设长女苏玲诞生于一九五○年，幼子李文生于一九五七年，威北华的子女年龄相隔最多是七年。在这段十二年的婚姻生活中，曾经发生过一次流产：“譬如不久以前妻的小产，送进医院去，院里的人不管她死活，又给送回来了，连看都没有看，硬说是没有病，不必医治。这实在太岂有此理了！自己没有钱，心肠一硬，也就由他了。还是妻生得坚强，人是消减了十多磅，慢慢又好起来了。”《春耕》里有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威北华对妻子的最简要的爱情剖白：“…………在拖长了的岁月中，我们会爱的，不是任何一个女人，而只是曾与自己长久枯守着贫乏的家的妻。…………”《春耕．雨降落在平原上》贫穷、苦痛、负担、苦涩，威北华／鲁白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与精神压力下，穷十二年的精力，创作和编写了那些光辉的篇章。

前面说威北华遗孀一手养育五名遗孤，她是赖什么谋生的？老太太一再重复说三个字：做学堂；她说那所学校的校长心肠很好，让她“做学堂”讨生计养活一家，又让子女入学读书，这大概就是送子女求学没有选择语文源流的原因。至于“做学堂”，那是“做学校食堂”，至于是在食堂里打工，还是有能力可以经营食堂，就不得而知了。长女苏玲嫁给一个成功商人，是几个姐弟之中家境最宽裕的一个；老人谈起这位长女婿，说他交游的都没有粗人：“来往的无粗人。”这短语也前后重复过三几次，有时还转过头来向我强调：无粗人啦…………。说是强调，其实也还是那样平淡。老人跟着次女居住，这个女儿大概没有成家，请了一个印尼女佣帮忙照料老人家。

老人家坐定后，我们也相继就座，我坐在老人左手边的长沙发上，与她咫尺相隔，我看到一张坚强甚至倔强的侧脸，颧骨和下巴颏都很显著，若以貌判人，应该是性格有棱角的人，这个侧脸我们在老照片中一妇人俯视威北华写作的那张已经见识到了。

威北华最后的创作集《黎明前的行脚》出版于一九六○年，但在此之前若干年他很可能不再沾手文艺创作，而是倾全副精力编他自称在印尼时已开了端并获得挚友K．安华鼓励支持的马华英辞典，以及《马来语月刊》，这个期刊由他创刊并编了十六期。跟文艺创作不同的是，编多语辞典的工作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作大量的笔记，需要作卡片和排卷宗，需要有科层分析与组织力的清晰头脑，需要有助理人力，也需要有不受干扰长时间工作的空间，而他所有的就只是一家七八口人老少共用的一个穷措大（穷文化人）的住所。这样一来，他就让妻子见证了他的工作条件和实际情况。方修说他“自己暇时也喜欢一点杯中物”，这说的是友朋交接应酬，家里工作时饮酒则是为妻者所亲睹的。老太太说他“一面写书一边饮酒，朋友叫也出去饮”，“无用”，“饮酒补头脑（食指指头壳）未（不能）补身”。后面两句短语老人家重复了好多次，特别是“无用”，用在已故夫君身上，还用在幼子李文身上。从我们进入屋里开始，李文一直站立着或在厅堂里走来走去与人交谈，又一边注意着他老母的谈话，每当老人家谈到这个表演艺术家儿子并作出严厉的评判时，李文就会像一只大猴子似的蹦跳到老母面前，笑着拖长语音回应她：“有用————。”无用和有用的对质，一个无声，一个有声；一个是同代人之间文化与人生价值的无声冲撞，一个是两代人之间文化与人生价值之间的漫长和笑谑似的调侃和反驳。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人，嫁给一个穷措大，眼看着夫君以蜡烛两头烧的速度，在十二年间焚膏继晷的埋头苦撰，时常以酒灌脑，丰富了文化界的读者和出版人，“瘦了嫂夫人”，最终壮年猝逝，遗下五个稚龄子女给孀妻，让她轻叹一声：“无用”，使她的生命天平在生活之一端压下这轻如微尘的一声叹，我们站在文化那一端的食尸虫似的读者们，岂有一丝一毫的权力／权利哼那么一声什么？把李文比喻为一只大猴子，似乎很不庄重，实则这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颇有名气的表演艺术家，在舞台上或观众面前，简单的说，是通过虐待自己的身躯来表达他对当代社会文化的无情批判的，在他看来，一切文明的衣装都是可笑的，用生命去追逐财富和权力固然可笑，各种文化权威无不如此。但他不像是个善于“经营”艺术的人，他有个日本妻子，同为表演界中人，两人有个儿子跟母亲同住，他时常“销售”不出自己的表演剧目，一点积蓄都用来倒贴演出，在个人经济上就难免给老母“不知伊做什么”和“无用”的印象。不过他说，近年在新加坡的一些艺术节里，政府文化部已开始“购买”他的表演节目，他说相信自己的经济状况会逐渐改善。（编按：本文节录自张景云〈编者序．眷属〉，文章题目为本刊编辑采自内文字句。）

威北华简介

本名李学敏，别署鲁白野、华希定、楼文牧、越子耕、范涛、姚远等；一九二三年出生于怡保，一九六一年病逝于新加坡。他自述幼时在育才学校念书，至五年级辍学，此后在半岛南北各地流浪，最后到新加坡和印尼苏岛和爪哇，曾参与印尼民族独立战争，大约在一九四八年重返新加坡定居。威北华在新加坡曾担任英文报法庭记者，兼任法庭通译，一九五○年后进入星洲日报担任国际版电讯翻译；五○年代末期，致力编纂《实用马华英大辞典》，并为世界书局创刊和编辑《马来语月刊》，至死于任上。

威北华壮年猝逝，遗下孀妻和五个幼年子女，计威北华所出二女二男，外加继子一人，系他结婚时新夫人所带来者。

威北华孀妻／李学敏夫人自他亡故后含辛茹苦抚育五名子女，老太太长年与次女居住，五人中长女景况最佳，幼子李文为新加坡享誉国际的行为艺术家。

青年诗人威北华战后重返新加坡不久所摄。（摄：Lee Wen）

威北华写作生活照，妻子在旁俯身观看。（图：有人出版社提供）

与友侪酒叙，威北华笑得灿烂。（摄：Lee W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