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羽／华工事件后的古晋华人

占领古晋的华工，3天后获悉詹姆士未死，而且透过圣公会麦陀鹅主教，得知查尔斯‧布洛克手握重兵，于是在主教的劝告下，一面去函修好，一面班师回朝，在返回石隆门途中，却被随后赶来的查尔斯率军包抄，600壮士死伤惨重。布洛克的军队趁势长驱直入，在石隆门展开屠城行动，夺取三千多条人命，残余的矿工与百姓纷纷往边界逃窜。这起事件也是布洛克家族统治砂拉越期间，一笔惊人的血案。

经济大饼各方争夺

华工事件发生后，砂拉越经济遭受重大打击，詹姆士‧布洛克必须举债重建他的王国，甚至试图向欧美各国“兜售”砂拉越。同时，他也对华人起了戒心，却又在经济上无法切割。

值得注意的是，华工事件发生时，古晋的华人并没有站到石隆门华工那边，个人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古晋华人的商业利益长期来主要与布洛克家族捆绑；二来出于当时的华人在地域概念上还是受到村社的影响，以自己的村子作为中心，同村的才是自己人，不同村的——哪怕来自中国同一个省份，也未必视如同胞。

那么华工事件的发生，古晋华人究竟承受多大冲击？根据有限资料，一些古晋华人也遭华工或马来人杀害，同时被迫与十二分公司切割，并宣誓效忠布洛克政府。

混乱的1857年，却也是充满商机的时期。十二分公司被剿灭，留下采金和鸦片贸易的空档，自然引起各方垂涎。拉者急需重建砂拉越（古晋），必须仰赖华人头家们的协助，促成商业再洗牌，衍生新局。

根据资料，华工事件发生数月后，拉者听闻有数百名华人从西加三发越境进入砂拉越，他随即派人将这批人带到古晋，一来就近监督，二来作为人力资源。1857年7月，古晋附近的农场已经恢复开垦与运作；同一时期，石隆门的金矿与锑矿场也交由另一批华人在当地重启，但相信业务已操控在古晋华人头家的手上。此外，英资慕娘公司也涉足石隆门的矿业，雇用华人从事采矿工作，到了1858年初，该公司在石隆门已经拥有300名工人，由此可以推测石隆门的矿工总数肯定远超这个数目。

华人亲经济，3大势力崛起

19世纪的南洋华人，要建立一番大业，政商挂钩是必须的；有了财力以后，还必须照顾同乡，赢得同乡的尊敬，被认定是侨领，在政治上将倍受重视。华工事件过后，古晋各属华人似乎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以抢夺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

1860年，这种竞争白热化，据说已经到了“危害古晋社会秩序”的程度，在古晋发生过200至300人械斗的事件，这大约相当于20%的华人人口。鉴于事态严重，拉者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控制住局势。可惜的是，我们无法得知更多械斗的详情。

大约也从1860年代起，砂拉越的华人确立了最早的3大势力，即刘建发领导的潮州帮、王友海领导的福建帮，以及田考领导的诏安帮，此3人可以说是砂拉越最早的3位大老，建立富可敌国的版图，对拉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此后，拉者对华人的统治，主要就靠大老们居中协商。在经济上，拉者和华人头家们关系密切；但在政治和军事上，就不那么亲密，主要的行政长官、政府官员、军警人员等，基本上任用欧洲人、马来人和少数土著，需要华人参与的部分仅邀请特定的侨领成为委员。直到1946年，拉者将砂拉越让渡给英国成为殖民地后，华人才比较有机会进入公务体系。

对华人亲经济、不亲政治，或许一方面说明拉者政府自华工事件后，对华人始终保持一线距离；另一方面当然也出于侨民观念，至少到了二战以前，华人在砂拉越乃至南洋各地，主要还是以侨民自居，并不认真思考本身的政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