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羽／古晋老街经历过的日本手

华人公会被逼恢复运作

在平安夜之前，古晋已经遭遇数次空袭，引起民众的恐慌，街坊纷纷张罗细软，陆续逃亡到近郊或海口区。当时的交通不便利，搬运家当是个大工程，因此只能挑一些重要的随身物品带上。因此，失守时的古晋老街，几乎是人去楼空的状态，大多店门紧闭，街上很是冷清。很多洋楼和豪宅也被日军征用作为办事处或住所，很多学校则被征用作为慰安所。

位在老街的各属公会也停止办公，日军政府于是下令公会恢复运作，并恫言将充公公会的资产。这项指示迫使很多公会的理事返回公会办公，以保护公会的资产。当时在日军的淫威下办公的公会，包括花香街门牌6号的福建公会、老大石路22号的广惠肇公会、亚答街23号的潮州公会、下横街21号的海南公会、花香街13号的福州公会和汉阳街17号的客属公会。

在日军的插手下，福建公会除了如前办理漳泉人的事务，也必须兼顾诏安人的事务；甫成立不久的雷阳会馆也在广惠肇公会的会所内办公；福州公会则兼顾兴化人事务；其他籍贯人士之事务，则直接隶属于不久后成立的“华侨协会”。

军政府主导成立的所谓“华侨协会”，形同华社的“最高机构”，主要目的是代表军政府监管各大公会。当时，年事已高的华人总侨长王长水受委会长一职，这只是挂名的职位，另有一名理事长是金门人许聪思，被迫成为日军和华社之间的“桥梁”。且说日军倒是给予王长水特别的礼遇，没有刁难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家。而王长水在大石路的住所距离日军峇都林当战俘营不远，他经常暗中接济营中的战俘，所幸未被日军发现。

强征税收，人民生活水深火热

“华侨协会”成立后，苛政随之而来，下令各公会办理各属华民呈报资产事宜，必须巨细靡遗的把个人和公司的资产悉数报告，并于1942年8月间发布“久镇华侨资产登记办法”公文。同时，“华侨协会”和各属公会也被迫向华人强制征收国防金，以及各族都必须缴交人头税。按照规定，马来人和土著每年需付税金5角钱，而华人则是6元。

战争时期，市道本来就差，物资逐日匮乏，再加上苛政当前，人民的生活可以说是一天比一天苦。当时有很多店家都面对无货可卖的窘境，杂货店内的货物更是零零落落；日军囤积米粮作为军用，也导致民间粮食短缺，只好以木薯、番薯等替代作为主食；布料缺货，则勉强以麻袋作为衣服；鸡蛋在当时珍贵如黄金。尤其在日据后期，很多人勉强糊口度日，庆幸日军的统治在3年8个月后落幕，不然恐怕人们的生活都无以为继。

根据民间口述和一些史学家的分析，早在二战以前，婆罗洲各处已经存在小规模的日裔社群，这之中的许多人很有可能暗中执行间谍任务，为日军南侵铺路。古晋的亚答街有日本小贩，汉阳街和开裕巷更一度有日籍的性工作者，还有日本人从事的相馆，都大有可疑之处。

著名小说家李永平出生在古晋，他在《望乡》这部小说里有个段落：“我父亲常听到日军行军，在慰安所寻欢作乐时。用日语唱〈雨夜花〉、〈月夜愁〉，叭叭叭打着节拍，拔尖嗓子唱得还挺悲壮呢！后来日本投降了，英国人挺起腰杆子，列队走出盟军战俘营，在苏格兰风笛队呜哇呜哇引导下，重返砂拉越殖民地……”

亲身经历过日据时期者，如今皆是八九十岁的白发老人，细诉往事时，对这段生命中最难忘的“日本手”时期，都说得特别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