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長在】周金亮：我這一生深愛音樂，以後兩把吉他、音樂創作都留給孩子
採訪周金亮時，MCO 3.0還沒有來到，疫情看似緩和了些，他和大多數重返辦公室的人一樣，喜滋滋地回到睽違多時的“音樂通勝”錄音室，一邊緊鑼密鼓地給前年談好的中國山東沂南旅遊推廣活動錄製音樂demo，一邊叨唸辦公室內積塵太厚東西太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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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裡嘮叨，眉宇之間卻是歡喜的，打自心裡覺得辦公室是前所未有的可愛，可以如常上班的日子是如此的可貴和美好。
“音樂通勝”創立近二十年，“通勝”就是那本通行華人民間包羅萬有的通書，因避忌諱又名通勝。取這個名字，是因為周金亮覺得錄音室像一本音樂老黃曆，記載了有關音樂的種種，至於英文名“Musictoxin”，既是音譯，同時也別有涵意，“音樂像毒素，但對我來說，它是美麗的毒素，我已經上癮了！”
錄音室裡有一把吉他，拍照時周金亮抱著吉他隨意撥撥了兩下，音色明亮，像有一把陽光曬落在身上。他擁有的吉他當然不止一把，“至少有8把，每一把都有名字，翅膀、受傷、空心等，每一把我都愛不釋手。”
每一把吉他，都有一個故事，譬如“受傷”是一把西班牙手工古典吉他，價值不菲，是周金亮學古典吉他時夢寐以求的一把吉他。“要價萬多塊，我一直不捨得買，60歲生日時搞了一場演出，特地向開吉他行的朋友借來玩，沒想到被一位參與演出的年輕人不小心踢破，我不好意思還給朋友，只好買下來，所以我就突然間有了一把很好的吉他，每天都用它練習兩三個小時！”他展露出一貫的招牌式燦爛笑容說道。
另一把叫“翅膀”的吉他，老拍檔張盛德對它情有獨鍾，周金亮就把吉他賣給了他。“說起來，我的吉他不曾送過給人。”他側頭想想，自言自語地。
頓了頓，接著啞然笑道：“有時候會有一個念頭閃過──我死後，這些吉他要給誰？錄音室要怎麼辦？”
雖然只是一閃而過的一個念頭，但周金亮還是認真思考，在心裡有了一個譜。“兩把最貴的吉他應該會留給兩個孩子，他們都會玩吉他，但純粹是玩而已。其他的吉他，可能會送給跟我一起玩音樂的朋友吧，再不然就留在錄音室。”
錄音室的問題則要比吉他複雜得多，“兩個孩子都在上海，不在這裡，即使他們在大馬，他們也不需要錄音室。這錄音室的裝修花了幾十萬，器材又是幾十萬，要送人，人家也不敢要。要不要賣掉？不賣的話，也許可以捐出來，找一票音樂人組成一個委員會，用半公益的方式經營，幫助喜歡音樂的年輕朋友完成夢想。到時候，吉他也留在這裡，讓有需要的人借用。但這個也要有人願意去做才行，我還不敢跟朋友提，責任重大啊，誰要幫你做這種事？！不過不是不可能，它是可能的，只是我的想法還不夠成熟，我還在構想一個完美的方案。”他絮絮叨叨地一口氣說道。
這些問題以前不會去想，因為現代人的生活就是忙茫盲，直到去年，冠病疫情暴發，全世界停擺，命格再勞碌的人也得暫時停下來，生活偏離常軌後，就會開始想東想西，想一些平日不會想的事，譬如，人不在了，吉他要留給誰？錄音室要怎麼辦？
再想深一點──為什麼要寫歌？生活的意義是什麼？一旦生活恢復正常，往後的日子我要怎樣過？
疫情重創娛樂事業，這一年來圈中人幾乎是人人沒工開，但周金亮是不折不扣的樂天派，遇到逆境時，他總是可以“在一堆壞事中找到一點好事”。
“這一年，我休息得很夠，得以讓身體恢復一些狀況，”此乃第一件好事，第二件好事則是，“經歷了MCO（行管令），我開始明白，人不一定要把自己搞得很忙生活才算有意義，再說，匆忙中做出來的東西未必好，你只是錯覺以為很好而已。沒有沉澱，沒有好好思考，是做不出好東西來的。”
以前，周金亮說過“要寫1000首歌”，現在，他有點難為情地擺手說道：“那是我年輕時亂亂講的話。”他說，只要把手上的東西做好，做音樂時思考更深入一點，那就夠了。
放慢腳步，休養生息
周金亮今年66歲，6年前，也就是60歲生日過了不久，他就知道自己有高血糖。
以他的個性，只要還能工作，就算是三高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工作起來照舊沒日沒夜，吃不定時，錄音師送他一臺血糖檢測儀，他也從來沒有拿出來用。
就這樣過了幾年，直到去年，從上海回來的女兒幫他量了血糖，乖乖不得了，正常人的血糖值是5mmol/L，他卻高達19～20mmol/L！去看醫生，醫生不敢開藥，寫了一封信叫他去政府醫院。轉看政府診所，醫生還是不敢開藥，召了救傷車，火速把他送去沙登醫院。“當時我心想，有那麼嚴重咩？！”他擠了擠眼笑道。
到了沙登醫院，醫生給他打了兩支胰島素，再配合藥物，血糖才慢慢降下來。確診糖尿病不久，冠病疫情就節節升溫，全國實施行管令，他也趁機宅家休養生息。
一對子女都在上海，家裡只剩下他和太太，那幾個月裡，三餐有太太細心照料，身體得到充分的休息，血糖也成功控制在理想範圍內。
回想當初知道血糖飆高至危險水平時，周金亮說自己並不害怕，也沒有感覺到死亡的威脅，“因為那陣子人精神得很，過後，才慢慢了解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併發症，給自己帶來傷害，也給家人帶來痛苦。”
他是虔誠的佛教徒，人生走到這裡，他常說自己已經無慾無求，對死亡也沒有忌諱，但確診糖尿病後，還是無可避免地反覆思考了更深層的生死議題。
他放下幽默，眼神微微沉了沉，低聲說道：“我們華人說五福臨門，五福裡面，最難求的是後福，也就是第五福‘善終’。如果真的要求，就求後福吧，希望可以活得有尊嚴，死得有尊嚴，不是為自己，而是不想拖累太多人，不要讓身邊的人跟著自己受罪。這是我和太太都希望的。”
做音樂讓我開心，所有的痛苦都不是痛苦
宅家避疫的這一年來，周金亮也在關注中國流行音樂，一遍遍聽朴樹、野孩子等人的歌，“他們的歌力量很大，因為他們的音樂關乎生命，關乎土地，他們寫歌，不是為了拿獎，不是為了討好市場，更不是為了賣歌。”
那我又是為了什麼寫歌？他反覆詰問自己。
“這個問題以前沒有想過，現在回想，我做音樂，是為了滿足我對音樂的好奇。為什麼這首歌這麼好聽？為什麼這首歌這樣唱？從很小開始，我就常常這樣想，慢慢自己開始寫歌。我喜歡音樂的真正原因，是音樂帶給我想像和好奇，這就是我做音樂的初心。”
很多人敬佩他對音樂不離不棄，他淡然笑道：“我堅持（做音樂），不見得我就比其他人偉大，我只是做自己喜歡的事，開開心心的做，讓那些跟我選擇同一條路的人也開開心心地做。”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是多麼的幸福，因為寫歌讓我開心，所以所有的痛苦都不是痛苦。”句句發自肺腑，讓人動容。
說到這裡時，他突然憶起事業跌到谷底時車子被拖走的事，“那時候我在給‘與愛相髓’公益活動製作紀念專輯，為地中海貧血症孩童籌款，一天，成員們到錄音室給我打氣，突然有人跑過來問我，老師，你的車壞了嗎？為什麼被吊走？我馬上衝下去，原來是銀行叫來的，說是拖欠車貸，要把車吊走。成員們也跑下來，看到這一幕，知道我的經濟有問題，大家就出錢幫我把車贖回來。”
周金亮把這樁往事說得妙趣連連，惹得我們鬨堂大笑，笑過後，心裡卻是暖烘烘的。
他頷首微笑，說道：“因為做音樂讓我開心，所以所有的痛苦都不是痛苦，現在回想，記得的都是這些開心的事。”
孩子，曾經讓我最快樂的人就是你們！
周金亮20歲就結婚，34歲到吉隆坡闖音樂路時，一對子女已經上小學，屈指一算，今年大約四十出頭了吧。
說起孩子，他的笑容比平時多了一分慈愛寬厚。他說：“孩子們擁有的已經夠了，他們知道自己要什麼，也有他們要追求的理想，我不需要留給他們什麼，事實上，我也沒有多少錢可以留給他們。”
他認真地想了一下，說道：“如果真的要說，我希望可以留下歡樂，希望孩子想起我時覺得快樂。”
“認識我的人都說，周金亮是一個開心的人，我跟孩子在一起時也特別開心，不管他們帶我吃任何東西，我都開心，很誇張的開心，不是故意的，是我真的很喜歡吃，他們知道我喜歡吃，就會帶我去吃我喜歡吃的！”他揚起眉毛，加強語氣說道。
“我希望孩子知道，在我有生之日，他們已經盡了他們作為孩子的本分，讓我這個爸爸很開心。他們做的任何事，包括請我吃飯，帶我看電影，或是買東西給我，我都非常開心。我的快樂，是孩子給我的，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我希望你們記得，曾經讓我最快樂的人就是你們。”
除了有兩把吉他，他的音樂創作也將歸孩子所有。“我留下的歌，也許日後會帶給他們一點點財富，但那個不重要。寫歌就像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歌寫了出來，後面會發生什麼事，會有什麼因緣，那是歌本身的際遇，我們控制不了。”
記得我這個音樂頑童
不管在臺上臺下，有周金亮在的地方，就有笑聲，是以樂壇人士給了周金亮一個綽號，叫“音樂頑童”。周金亮笑說他很喜歡這個綽號，百年後，希望自己留下的也是“音樂頑童”的樣子。
“我的朋友，我的合作伙伴，還有和我在音樂路上不期而遇的人們，如果有人想起我，希望他們記起的是一個會讓人笑和開心的人，希望他們記得，和周金亮在一起很開心，即使面對困難，但周金亮講的笑話化解了很多憂慮。”
他感性地說道：“有一天我離開這個世界時，我會問自己有沒有留下遺憾，答案肯定是有，但希望不會太多。從現在開始認真思考，應該可以避免留下更大的遺憾。”
“我也做過很多不對的事，對不起很多人，來到現在這時候，身體還算健康，也開始想到人生後面的日子，常感生命無常，希望有一天我離開後，那些喜歡我和不喜歡我的人們，他們偶爾想到我時，會記得周金亮的笑聲很開朗，笑話很好笑，這樣就夠了。”
“生命中有很多恩人、貴人，還有覺得虧欠的人，要講也講不完，所以，我只想對太太講，很簡單，3個字，我愛你。
“她是我這一生中最重要的人，我20歲就結婚，現在我們是老夫老妻了，經過那麼長的時間我們還在一起，那是因為愛。如果不愛，MCO期間大家朝夕相對，一定天天吵架了！
“我是一個做音樂的人，也是一個感性的人，但我對她卻沒有表露過太多感性，忙音樂的日子，我回家就是休息，要不就是埋頭寫歌，MCO讓我們有很多時間在一起，看到對方身上一些以前我們忽略的東西，也讓我覺得，我要感謝她的地方太多了。如果只能說一句話，那就是我愛你。”
如果由你寫自己的墓誌銘，你會寫什麼？
我是一個平凡的人，只是我深愛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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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中悟”，虽然，大部分所关怀的临终者已不在了，但，他们以病苦之身，让我眼所见，久病床前无孝子的真实；年老体衰，苟延残喘地活着，是件苦事；天边孝子之“孝”，不可理喻；心所想，每一位临终者及家属的示现，都在给我现身说种种法。这些法，让我直视，生命之无常和死亡之必然……
去年9月24日，初次在净愿中心见到骨瘦形销的她。她眼神哀伤、脸色布满阴霾的躺在病床上。那份愁苦，令我不由得停下脚步，我走到床头，弯着身，轻声的对她说：“我是妙净, 我们可以谈谈吗 ?” 她点头。
她，35岁，印裔单亲妈妈，罹患末期子宫癌。15岁离家出走与家人断绝联络，21岁结婚生子，丈夫是无业游民。为了养育3名孩子，她很努力的挣钱，白天在超市当收银员，晚上当电召摩托车骑士，日以继夜地奔波劳碌。最后，身体垮掉了！34岁被诊断子宫癌末期，癌细胞已扩散，医生束手无策。而她的丈夫，在这危难时刻，却抛妻弃子，不知所终。她顿时如跌入万丈深渊……
健康时，她一肩挑起抚养孩子们 （大儿子13岁、二女儿5岁、三儿子未满周岁） 的担子，如今自知时日无多，最让她牵肠挂肚的就是3名孩子的未来。终归是血浓于水，几经周折，她终于找到了失联多年的亲人，并请求家人，尤其是她的母亲的原谅。
她的母亲独居，年过花甲，无法照顾所有孩子，只留大长孙在身边；由于她的姐妹都已婚嫁，而且生活拮据，没能力照顾她的孩子，因此，她的二女儿托邻居照顾；智障的幼儿则交由儿童福利部照顾。她曾到福利部儿童收容所探望小儿子。她打开手机，找到一张与小儿子合照的照片，说道：“这是唯一的合照，也是我第一次到儿童福利部收容所探望小儿子。”
后来医院福利部把她转介到文良港净愿慈怀之家，为其人生最后的安身之处。进入净愿慈怀之家后，由于饮食习惯不同，她无法适应华人的饮食。她的小妹每天早上给她打包一两片印度酸奶煎饼（Thosai），她早餐吃不完，就留着午餐吃，晚餐喝牛奶。有时，她吃不下，就将Thosai分给其他院友吃。
想给孩子买生日礼物，可是没钱
25日，当我走进中心时，躺在靠门边第一张床位的她主动向我挥手。一见面，她面带微笑地对我说，过两天是她大儿子的生日。这也是她离家后，第一次携同孩子与家人相聚。她说：“这是我多年的梦想! 我一直期待有这么一天！”这番肺腑之言令我百感交集。
我问她: “你想给孩子买什么生日礼物吗？”她答:“我想，可是我没钱。”我叫她不用担心钱，我可以帮她买。她透露，想给孩子买文具及一盒彩色笔。再问她要不要给5岁的女儿也买一份礼物呢？她说不必。
过后我去附近的超市选购了铅笔盒、彩色原子笔、铅笔、笔芯、尺、橡皮擦、36种色彩色笔、礼物纸等，准备生日礼物！
26日早上，我带着欢喜的心，将包装简单的礼物亲手交给了她。她用微弱的声音向我道谢。
她告诉我，只要能找到电动轮椅，以后逢星期五傍晚至星期日早上，她的小妹会来净愿载她回家跟母亲及孩子相聚。她还告诉我，慈济志工这一两天会把电动轮椅送来净愿。
可是，她看起来仍然不快乐，只听她喃喃地说：“我心里感觉到妈妈并没原谅我。”问她，为何有如此感觉？她却欲言又止。也许这段话，交织着母女之间多年的心结。我跟她说，如果她的母亲允许，我愿意去探访，跟她母亲谈一谈。她说：“我妈妈是个善良的人，我猜想她会愿意见您。”
妈妈把“Good Day”改成“Good Bye”
世事无常，我在她儿子生日后的第二天，即28日下午5点收到简讯，她走了。我刚好在附近办事，车盘回转，直奔净愿。此时，她家人、大儿子、亲友、葬仪社人员、警察等，陆续出现在净愿。我走到床头，见她身上覆盖着一块鲜艳的纱丽布，面容安详，宛如沉睡。我双手合十，默念心经一遍，鞠躬祝福。随后，我跟她大儿子谈话。他说：“昨天是我的生日，我去神庙祈求神保佑我妈妈康复。我妈妈送我一本笔记本，封面的字眼“Good Day”被我妈妈改为“Good Bye”。他把笔记本给我看，确实“Good Day”已改成“Good Bye”。我告诉他说：“你的神已把你的妈妈带去天堂，她已经脱离病痛。你妈妈希望你努力求学，成为一个好人，并且照顾你的外婆。”我带他到母亲床边，让他牵着母亲的手，从旁指导他如何做四道人生。
29日早上，我出席她的葬礼，遇到她的母亲，我委婉的告诉这位伤心的母亲，她的女儿告诉我，妈妈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愿意帮她照顾儿子。她当年年轻不懂事，希望妈妈可以原谅她。她的母亲默默地点头，黯然泪下。我则双手合十，走到一旁，继续观礼。
从这位友族老师身上，我深刻体会到，人到临终时，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依然带着无限的希望。尤其是她殷切地期待能够和母亲及大儿子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她渴望得到母亲的原谅；她分享小儿子照片时的希望与喜悦。这份希望的感受，无法言喻，唯有透过凝视，让我看到临终前的她依然带着无限的希望；然而，逝世后，从她的母亲及大儿子的眼神中，让我感受到虽肉体已成灰烬，但在孩子及母亲的心中，依然延续着心中的爱，不舍与祝福。
从每个个案学习生命教育的关怀
每个临终个案，对个人而言，是“做中学”向每一位有缘的临终者及家属学习与付出。学习观察每位临终者的情绪转化，从恐惧、焦虑、痛苦、埋怨、愤怒、怨恨等负面情绪，透过信仰的力量，情绪的疏导，进而，全然地接受“现在的自己”，面对死亡的到来。学习家属对临终者的关怀或漠视的态度。也许我们可以从课本中获取知识，但，这些“生命教育的关怀”是远远地超越课本的知识。
“学中觉”，觉知每一位临终者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个体，觉知自己的能力有限，许多的不足，不是每个个案都能以“四道人生——道谢（谢谢）、道爱（我爱你）、道歉（对不起）、道别（再见）”，作为生命最后一里路的圆满。但，尽可能的协助及引导临终者及家属，临终前以“四道人生”化解隔阂，减少遗憾；对于不同的宗教信仰，则用不同的方式给予关怀。
“觉中悟”，虽然，大部分所关怀的临终者已不在了，但，他们以病苦之身，让我眼所见，久病床前无孝子的真实；年老体衰，苟延残喘地活着，是件苦事；天边孝子之“孝”，不可理喻；心所想，每一位临终者及家属的示现，都在给我现身说种种法。这些法，让我直视，生命之无常和死亡之必然。活着时，要如何善用生命，服务人群，让生命增值，而非放纵欲望来消耗生命；预先预立医疗遗嘱，当疾病不可逆转时，不做侵入性的无效医疗包括静脉输液注射，全然把心交给佛菩萨，生命何时终点？就让它顺其自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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