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督萧光麟／他是萧医生，也是闲不下来的“兼职”发明家
是否还记得小时候被要求写〈我的志愿〉这篇千古不变的命题作文时，自己写了什么？“发明家”又曾是多少人文章里频繁提及的“志愿”呢？
然后，这个“志愿”随着时光渐渐流失，埋葬在岁月长河里不再提起，等到白发苍苍回想起来觉得有些后悔，想要再实现梦想又觉得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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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拿督萧光麟却用行动证明，只要你愿意，无论几岁，“发明家”这个梦想随时都能实现。……
“请问您的出生日期是？”我问。
“1943年7月16日……”荧幕前西装笔挺的萧光麟言语有些迟疑，“是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我妈妈跟我讲是（生下我）隔了很久才去注册的，大概就这样。那时候的人用的农历，我查了一下，和阳历生日也对不上号，如果去算命应该是算不来，哈哈。”
好吧，即便不知道准确的出生日期，算一算，萧光麟今年78岁了，依然精神抖擞。
我曾遥想过年近八旬的自己，也许缠绵病榻，等待着寿终正寝，又或者幸运的话，身体健康依旧，便是含饴弄孙，坐在摇椅享受晨间的阳光悠然度日。
但是，今年78岁的萧光麟却用他的经历告诉我，晚年有另一种活法，夕阳仍有余晖和晚霞，依旧能过得精彩，甚至可以开启另一番事业。
钻研发明是不想让脑子生锈
“男性简易割礼器”、“便携式静脉点滴夹”、“液体精准测量器”、“双摆动卫生智能瓶盖”、“多功能卫生瓶盖”、“自动断电插座盖”等作品，让他连续数年斩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2011大马发明奖（Anugerah Inovasi）等多个颁奖礼的奖项。
可是，实际上他的正职是一名外科医生，还曾经是柔佛已故苏丹的“御医”，“发明家”这一职业在60岁之前，都未曾进入过他的志愿清单之内。
“钻研发明是因为不想让我脑子生锈。”
他的发明灵感多数源自工作以及生活。比如他的第一项发明“男性简易割礼器”，便是来源于他逾千次的割礼手术经验。
“割包皮其实是一个小手术，但是很浪费时间，每次都要30分钟。（手术后）回家，晚上有一点出血的情况会觉得惊慌，大半夜又跑到医院找医生处理，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一方面浪费医生的时间，另一方面对患者也不好。”
于是“男性简易割礼器”便应运而生，获得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和数个国家发明展的金奖。
而瓶盖类的发明，亦源于每次外食，都能看到苍蝇在酱料瓶盖上萦绕，且不方便使用，抱着改善卫生的念头，一次次埋头钻研的成果。
他坦承“发明”这条路不好走，在马来西亚难以觅得好的合作伙伴，以致于被国外“抄走”。
“已经有5个国家抄我的（发明）。”他无奈说，“我申请到专利，但我不可能申请世界各国的专利。”
当他发现自己的发明出现在市面上，便会聘用律师给该企业发律师信禁止对方使用自己的创意，这样的做法一般奏效，然而却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得不偿失。
目前，只有“男性简易割礼器”与厂商合作生产并出售到国外。
“除了在新山，我和两个徒弟有在用，其他的（人），我们不卖的。”
这意味在国内不会看到此类产品，这是为何呢？
“因为马来西亚的割礼，很多时候不是医生操刀，而是男护士去做。发明第一代时，我曾教男护士用过，效果很好。可是到第三、第四代时，经常发生乱七八糟的事故。”
“我原本就注明医生使用的，我国却是男护士来做割礼手术，所以我不会在马来西亚出售。”
第一代“男性简易割礼器”从构思到研发成功共耗费了3年，然后还有各种瓶盖类的发明，所耗费的时间、开发经费、专利申请等零零总总的费用，只能用“巨资”来形容。
到日本留学学医，遇上学生革命运动
既然对于创新、创造方面热诚满满，何不走上科研之路而去学医呢？
“其实我做医生跟我妈妈有很大的关系，是我妈妈鼓励我做医生。”
萧光麟出生的那一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他母亲接生的正是一名日本女医生，该名女医生给他母亲留下极为正面的印象，因此她会鼓励萧光麟，倘若要学医，可以去日本。
“当时日本是继德国之后，医学技术最好的国家。我也很幸运啦，能考进医科。我当时想如果我考不进医科，我就去早稻田大学的理工科。”
但是早稻田大学是知名的私立学校，需要先交大约20万令吉才能就读，所幸的是最终他考上福岛医科大学。
当时适逢日本的学生对于政府许多政策不满，发起革命运动。课堂上，只有他和另一名香港留学生没有参与学潮，结果意外地受益匪浅。
“日剧《白色巨塔》写实地描绘日本医学的情况。当教授去巡房时，后面会跟着五六十个学生，如果像我们这样的学生只能跟在最后面，前面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所以你学不到东西。”
然而那一整年，课堂上只有两名学生，每一节课的教授只为他们两人上课，仿佛是为他俩专属定制的私人课程。
“那个真的是赚到，真是得益不少。”
曾有过海外留学经历的人，一般会对于开启人生新里程碑的国度多少会有些特殊情意结，因为那里有知交故友和恩师，有自己留下的印记，不再是毫无情感连接的陌生土壤。
他自然也不例外，因此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大地震，海啸袭击福岛导止核泄露事故，令萧光麟感到揪心，事发后逐一给当地的日本友人打电话，确认他们是否安好。
“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差一点就完蛋了。他是要从福岛到北海道，但福岛没有机场，他必须要去仙台。起飞后一小时，海啸淹没了仙台机场。他感叹说他运气很好，迟一个小时离开，他和他太太就难逃一劫。”
好动静不下来，极限运动来者不拒
除了发明，自言个性非常好动的萧光麟，不仅喜欢时不时来个“头脑风暴”，亦喜欢挑战身体的极限。
高空弹跳、滑翔伞、过山车、滑雪等等一些年轻人望而却步的极限运动，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通通来者不拒。
“我在五十多岁那年去玩高空弹跳，62岁才开始学潜水。起初只是在西巴丹岛浮潜，惊觉海底的世界真的很美，于是询问外籍教练，我能不能尝试潜水。”
这一尝试就欲罢不能，从此潜水摄影成为他的爱好，每年总要去潜水好几次。
“世界各国都去过，但我始终觉得我国的潜水天堂西巴丹真的一流，不会输给其他国家。”
他的语气，有如美酒藏深巷、珍珠藏禾草的惋惜之感。
“在经历‘忘我’的境界后，头脑很清醒的时候，比较容易想到（发明灵感）。像是我去西藏后，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回来就想到怎么改良割礼器。”
这种“忘我”，除了世界屋脊——西藏，还能来自于静谧美丽的海底世界，亦是他迷恋潜水的原因。
如今疫情暴发，喜爱出游的他如困兽般觉得坐立难安，只得学习“修身养性”开始种树，并试着研究接枝。
“我的木瓜树和芒果树可以有好几种，真的还蛮好玩。虽然被逼着坐在家里，我还是会去动脑筋，做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生命不止，学习不止，他让我意识到“冲劲”，其实跟年龄无关。
人生遗憾，未能完成妈妈心愿
看着一直活在当下，周游列国，勇于各种尝试和探索的人，想来应该毫无遗憾？
然而，询及人生是否有遗憾时，他擦了擦眼睛泛起的泪水，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未能带母亲到澳洲探望孙子。
萧光麟的父母亲是早期从中国南来的华侨，他出生于新山，在战乱期间，便随着母亲返回中国汕头，又因父亲在香港经商，辗转到香港念书。
“我妈妈真的很伟大。1952年，我爸爸在香港，妈妈一个人带着我们4个孩子坐火车去香港。我妈妈真的是很典型的客家女人，很刻苦耐劳。”
“我答应我妈妈要带她去澳洲，但是没有做到。因为那时候太忙，虽然我心里一直想着要找个时间带她去，结果没做到。”
言语中，满是思念和悔恨。母亲抱憾故去后，他陷入很长时间的自责，却也因此改变他的人生观。
人说戏如人生，电视剧里经常出现一些桥段是每当有些重要的话要说，老是会告诉对方“等你回来再讲。”，然后观众就知道这些话，再也没有人听。
我们总以为时间很多，总以为有些人会在原地等待我们实践诺言，于是我们总会说：“下次吧！有时间吧！”可惜很多时候往往没有下次了。
抓紧每个稍纵即逝的瞬间，活在当下即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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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提起Jimmy Choo周仰杰，许多人脑海里会自动为他加上一个前缀：戴安娜王妃的御用鞋履设计师，这亦是很多对时尚一无所知的人们认识他的开始。
在那个年代，一名来自马来西亚的穷小子在欧美人垄断的时尚圈成功杀出一条血路，占有一席之地，其经历堪称励志又热血。
在拿督周仰杰博士的“鞋履设计师”生涯里，哪一双鞋的意义最为重大？哪一双鞋最刻骨铭心？
报道：本刊 叶洢颖
摄影：陈世伟、受访者提供
周仰杰于1948年出生在槟城的乔治市，上有一名姐姐，双亲均是中国广东省梅县南来的客家人，因此他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客家话，得知在座的几人都是客家人，他短暂地从华语模式切换到客家话频道，用客家话与我们寒暄问好。
虽已年届77岁，但仍精神抖擞，脑海里的过往种种亦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反而愈发鲜活。
他在槟城出生、长大，父亲是一名设计鞋子的工匠，当时的学徒什么都得学，包括鞋底、鞋面、设计、裁剪等等，一双鞋子的设计、制作到完工的每一道工序要了如指掌。
在那个年代，没有工厂流水线，都是手工制鞋，家门口就是工作坊，客人们上门订鞋，然后他们就着手制作。
就如同家里做小买卖的人们一样，家中一人做生意，全家齐上阵，小小的周仰杰也要帮忙。
他回忆，那时没有手机，电视机也是黑白色，信号时好时坏，除了听“丽的呼声”的广播节目，也没有其他娱乐，所以每天放学，做完功课后就看父亲、师傅怎么做鞋子。
周仰杰就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长大，对制作鞋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放弃收入不错的餐厅工作选择鞋厂
尽管当时人们对“做鞋佬”抱有偏见，粗鲁、没文化、烟酒不离手更是时人对鞋匠的刻板印象，可是父母依然支持他的选择，送他到英国伦敦的考得维纳技术学院（Cordwainers Technical College，现隶属伦敦时尚学院）深造。
父亲给他150英镑缴交第一年的学费，之后就开始他半工读，每天只吃20便士（pence）蛋炒饭的留学生活。
他曾在中餐馆打工，在面对大厨不友善的粗鲁对待，他保持真诚的态度，勤快地工作，甚至愿意付出超出工作范围的努力。
“（比如）周五、周六打工，他们下午休息外出、赌博、打麻将的时候，我就替他们整理房间、清洗枕头，打扫干净了，又到楼下帮忙看顾餐馆。”
“我不是吃亏也不是傻，因为我觉得我在外国，又不是很多朋友，我需要努力让他们知道我是诚恳、真心地学习，所以他们才会疼我嘛。”
不怕吃亏、不怕吃苦、不计较的工作态度，最终让他赢得老板的重视，想要擢升他为餐馆经理之时，然而他毅然放弃每周70至80英镑的收入，选择每周40英镑的鞋厂工作。
在那时候，一周的房租不过9英镑，他甚至还有余钱能寄回家给母亲，但于他而言，虽然餐馆工资高，却只是一份糊口的工作，鞋厂才是心之向往的梦想起始点。
“因为我觉得做人，如果你开心做喜欢的事情，你就不会累的，如果不喜欢这些东西，觉得没有兴趣、没有前途，你就会觉得累了。”
“在鞋厂是最开心的，因为我喜欢做鞋子。”他笑道，“如果我在餐馆做，就不是现在的Jimmy Choo了。”
给戴安娜王妃的鞋 ——永远送不出的礼物
1986年，他在伦敦东区开设第一家店，起初无人问津，他甚至制作一双5英镑的平价凉鞋摆地摊，直到1988年时尚杂志Vogue一连8篇的大篇幅报道他设计制作的玫瑰鞋，“Jimmy Choo”声名鹊起响遍时尚界，尔后因缘巧合下与戴安娜王妃结缘。
起初，他接到为戴妃制鞋的邀约时，仍有些忐忑，不确定能否得到她的青睐，于是抱着尝试心态，询问鞋号和衣服的颜色后，设计了一双红色的矮跟鞋。
戴安娜王妃是当时的时尚Icon，又是媒体宠儿，就在周仰杰将鞋子送出去的第二天，戴妃穿着他的鞋子出现在各个媒体版面上，自此周仰杰也成为她的御用鞋履设计师。
“你的爸爸妈妈、家人是否安好？”是每次戴安娜与他见面时的开场白。
他记忆中的她和蔼、善良、优雅，毫无架子。犹记得初次见面时，他随队入宫觐见，素面朝天的戴妃如出水芙蓉般美丽，为他们准备许多咖啡、饼干点心；而从第二次开始，周仰杰便独自一人前往拜会，戴妃都会屏退左右，充分展现对他的信任。
他打开两个行李箱，让她挑选鞋子；她会展示她的服装，两人会一同商讨服装、鞋子和场合的搭配，确认订单后，她还会帮他提着包，陪他走到车子停放处。
“你想像一位王妃，拿着你的包包送你上车，很少公主／王妃会这么做。”
只是，这段缘分在1997年8月31日戛然而止。戴安娜为了避开媒体的跟拍，在法国车祸逝世，得年36岁。
他一听闻戴妃的死讯，感到不可置信，立即打开电视看新闻确认真假。
“全英国都好像静了下来，全世界的人都觉得很伤心。”
“她的生日在7月，才刚过生日不久，我原本准备好一双鞋子，要带着女儿到肯辛顿宫送给她的。”
结果命运难料，这双鞋永远送不出去了。
“后来宫里有问我要不要将鞋子送过去，我说不要紧，我留作纪念。”
分量最重的“狗仔鞋”
虽然他曾为许多名人制鞋，手工技艺随着经验的累积愈发精细，但在他心里分量最重的那双鞋，始终是11岁那年，他亲手制作送给母亲作为生日贺礼，并由母亲命名的“狗仔鞋”。
“狗仔”又是何意？
原来是父母遵循坊间“贱名好养活”的说法，故为他取昵称“狗仔”。
“小时候我和朋友玩，我爸喊我吃饭，都是狗仔、狗仔地叫，我都叫他别这么喊我。”
如今他早已成为众人“仰”望的人“杰”，来自长辈的美好祝愿终于实现。
跨界尝试 开辟新战场
2001年周仰杰离开Jimmy Choo公司后，全心的在Jimmy Choo Couture，专注于做高级订制鞋；2017年，他不仅他推出同名品牌Zhou Yang Jie的鞋履，同时跨足服装界，也成为婚纱、晚礼服品牌The Atelier的创意总监。
制鞋和婚纱、晚礼服的赛道又有何不同？为何会从鞋履跨界到服装？
“在伦敦，三十多年来我是做私人定制婚鞋的，每次都会问客户的婚纱款式和设计，我就配合婚纱设计婚鞋。久而久之，我就对婚纱设计有灵感了。”
艺术本质上是相通的，于他而言，鞋子和衣服亦有共通之处，比如都需要剪裁、钉珠等等，两者差异并不大，因此最大的挑战并非来自于赛道转换，而是团队的磨合。
“不过你要找到很好的工匠做礼服，有时候一件礼服就要花费6个月来完成。”
他强调，“团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相互理解，让他们明白我的创意和想法，这样才能高效运作。”
作为一名设计师他不仅还要参与服装设计，还要统筹整场服装秀，挑选秀导、模特儿、化妆师、确认服装搭配、观察走秀效果、甚至灯光、舞台高度等细节。
“50至60多个模特儿，你得让她们试穿衣服，试走，看看她们的笑容、发型，是否与设计相符合？”
“灯光和舞台的高度等等，都要用心去了解和关注。不过也要相信助理，我无法一人顾及全部的。”
此外，他于2021年踏足教育界，创办JCA伦敦时尚学院，从鞋履设计、婚纱和晚礼服再到教育领域，接下来还打算进军家具设计，其跨度不可谓不大。
他并未因为早已名成利就，便退休在家颐养天年，反而一直开辟新的战场，勇于尝新，展现他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和活力。
（原稿上传于24/03/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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