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集强／文化保存的滥觞
1980年代是马来西亚文化保存运动的滥觞，自1960年代末发生513事件以来，国家文化氛围在1970年代被强烈的种族政治影响所笼罩，民间文化发展一度停滞不前，许多人意识到新经济政策及文化政策，最终将箝制开放的多元文化发展。1980年代初，各州华人社团加上董教总组成全国十五华团，针对逐渐单元化的国家文化趋向提出异议，这间接促使了地方民间团体的文化复兴运动。
这些以乡缘、业缘及血缘维系的传统社团，从一般联谊或福利导向，延伸到关心地方文化，甚至带领地方族群文化发展。随着文化保存观念的革新，有者成功转性为推动文化遗产保存的民间代表单位。这些团体以会馆、庙宇的空间为场地，推广文化活动，例如醒狮团、剧团、武术、话剧社、合唱团、华乐团等等，当时的文化复兴运动间接带动老旧建筑的修复或重建潮。可惜的是，当时的古迹保存概念尚未成熟，许多珍贵的古迹因社团扩张改建而损失其文化遗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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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00年左右，由于受到世界文化遗产概念的影响，陆续有一些地方社团组织使用古迹修复的方式来保存他们的老建筑，例如马六甲青云亭、槟城龙山堂邱公司、韩江家庙、福德正神庙等等。这些社团建筑的修复，甚至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修复优等奖，进一步带动华人民间传统建筑的保存与修复风气。
除了华人文化复兴运动，在同时期，一些地方的专业知识分子也开始组成古迹信托组织，例如成立于1983年的马来西亚古迹信托（Badan Warisan Malaysia）以及1987年的槟城古迹信托（Penang Heritage Trust）等。这些组织在成立时期恰好是马来西亚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尤其大城市如吉隆坡及槟城，政府为了展开新时代的建设，开始在老旧城区物色适当的地点，并以土地征用方式将这些老建筑拆毁，以新式高层建筑取代，造成大量古迹拆除，因此唤醒人们的保存意识。
其中，吉隆坡的例子以前首相马哈迪在吉隆坡推动的大地宏图计划（Dayabumi Development Project）为典型代表。该计划由政府关连机构UDA（Urban Development Authority）负责规划与执行。此乃大型都市更新计划，牵涉的范围包括吉隆坡旧城区市中心，即旧铁路机厂、吉隆坡中央市场及华人密集区等，共分五期进行。
1984年，当计划进行到第四期，政府准备关闭中央市场，将它拆除并改建为高层办公建筑，当时刚成立的马来西亚古迹信托随即召开联署运动对抗，最终成功将中央市场保存下来，此可谓我国首宗由民间发起的古迹保存案例。除了吉隆坡中央市场，马来西亚古迹信托参与的古迹修复案例分布半岛各州，例如雪兰莪巴生拉惹阿都拉仓库修复案、马六甲荷兰街8号修复、登加楼旧皇宫修复案等等。
抢救槟城街屋
与吉隆坡大地宏图计划如出一辙，槟城光大建筑案位于槟城乔治市区中心，此建筑案征收大面积战前街屋，计划中包括一栋65层高办公建筑、底层购物中心、巴士车站等，整个开发案从1974年开始，至1988年完成，共耗费十余年时间。当市中心出现全新高层建筑时，槟城便有人开始关注老建筑的保存问题，为了在发展声浪中抢救珍贵的文化遗产，槟城一批知识分子组织槟城古迹信托，从1987年便积极推动当地的古迹保存。
槟城拥有全马来西亚数量最多的战前街屋，大部分的街屋原本会在发展洪流下被拆除，然而在当时仍有屋租统制法令限制租金，大部分业主没有兴趣维修古迹而间接将市区中心的老街屋保存下来，而槟城古迹信托亦赶在1997年该法令取消之前，对许多战前街屋留下记录。
在屋租统制法令取消之后，如同战前街屋的保护罩解除，产业经济的发展威胁旧市区的保存，槟城古迹信托加紧古迹保存推广工作，同时配合国家申请世界遗产，将世遗范围内的旧建筑进行普查工作，同时也协助世界遗产办公署拟订管理计划。
马来西亚古迹信托及槟城古迹信托的设立，以及他们进行的古迹保存案例，进一步推广到全国各地，一些地方陆续成立古迹协会，例如霹雳州古迹协会（2002）、砂拉越古迹协会（2007）等。这些由专业人士及知识分子组成的古迹信托及协会，进一步将马来西亚的古迹保存运动从族群文化保存，提升至不分种族、跨族群文化，同时其关怀的文化遗产范围亦包括公共遗产，超越了族群社团的文化固守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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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时代的国家领导人物对国家愿景的表达方式，有相当明显的差异，当人们在参观默迪卡118大楼时，俯看底下的默迪卡体育场及国家体育馆，应该能够体会到独立初期至今，国家建设与理念的深刻转变与历史痕迹。
1956年5月2日，国家独立前一年，国父东姑（Tunku Abdul Rahman）与时任马来亚奥林匹克参议会主席麦当劳（E.M. McDonald）攀登上吉隆坡精武体育会的塔楼，眺望东南边的加冕公园（Coronation Park），并决定在此兴建默迪卡体育场，供国家宣示独立庆典之用。
面对过去作为纪念英王乔治六世加冕的开放公园，东姑随后委托公共工程局史坦利‧裘斯（Stanley Jewkes，1913-2011）建设运动场。史坦利出生于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抵达马来亚，在北霹雳吉辇（Klian）及吉罗（Keroh）任职于工程局。战争时曾加入马来亚自愿军队成为陆军中尉，后来战争时随军撤退至印度。战后，裘斯回到马来亚，参与铁路修复工作，尔后重回公共工程局，独立前被东姑招揽，成为独立后各项重大建设的主要负责人。
裘斯受委之后，开始着手设计默迪卡体育场，大部分绘图工作都是在晚餐后的餐桌上进行，东姑要求他在国家宣布独立前夕，即1957年8月30日，将运动场建造完成。最终裘斯不负所托，运动场在独立前夕举行完工典礼，隔天即成为国家宣布独立的场地。当天，运动场的座席上人头攒动，人民随着东姑宣示的七声默迪卡，成为国家独立最经典的画面，以及全民共有的集体记忆。
市民心目中的东姑公园
默迪卡体育场完成之后，东姑与裘斯有着共同的愿望，即冀望将该运动场及外围地点做为吉隆坡最主要的市民广场、开放绿地，让国民及后代享受具有代表意义的开放空间。在独立日的前几天，政府宣布公共工程局将在默迪卡体育场的北侧兴建默迪卡纪念公园（Merdeka Park），整个兴建费用由社会及福利彩券机构捐出，筹备资金共达20万元。
最早有人建议以东姑的名字来命名该公园，表扬他对国家独立的贡献，这项提议被东姑拒绝，他建议改名为默迪卡（独立）公园，然而在公园完成之后，吉隆坡市民仍然习惯以东姑公园（Tunku Park）来称呼。
默迪卡公园同样由裘斯设计，分为主要公园及儿童公园两处，园里设有休闲设施，如音乐亭、贩卖亭、日晷等等。这些设施成为当时市民休闲的主要去处，许多青少年男女便是在此交游结识。貌似蘑菇的亭子，也经常被民众用来做非正式的聚会场所，在许多老吉隆坡市民的回忆当中，此“冬菇”（东姑）亭可以算是整个纪念公园里最鲜明的地标。
1990年代，政府无意愿保留体育场及公园，因此公园的所有设施逐一拆除。由于默迪卡体育场长期失修及低使用率，长期闲置下成为都市的失落空间。到了90年代末，政府将该地出售予发展商，该公司原计划将默迪卡体育场及国家体育馆拆除，改建为耗资一亿元的商业及娱乐休闲中心。
然而，上世纪末金融风暴，意外将两栋建筑保留下来。2000年国民投资公司（Permodalan Nasional Bhd，简称PNB）以3亿令吉，相等于每方尺220令吉，从原有发展商手中购回土地，同时宣布将保留默迪卡体育场及国家体育馆，纪念国家独立。至于当初东姑希望能做为都市开放空间的默迪卡公园，则将转为商业用土地。
仿照东姑身影的默迪卡118大楼
2010年，时任首相纳吉宣布在默迪卡公园土地上兴建百层大楼，称为默迪卡118大楼（Menara Merdeka 118），连同周边土地的建设将耗资50亿令吉，引发了广大的争议。大楼设计由澳洲默尔本建筑师事务所Fender Katsalidis（负责），本地RSP KL建筑师事务所配合。2015年开始，由韩国三星建设公司兴建、历时9年，2024年1月10日由最高元首苏丹阿都拉主持开幕。
建筑师对媒体说明，该建筑外观设计是模仿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在独立日当天，站在默迪卡体育场上，右手举起，激呼默迪卡的样子。从远处看来，这栋被玻璃惟幕墙包裹，菱角分明，突出几何折线的时髦外观建筑，形象上的确有几分东姑的样子，尤其在建筑顶楼设有高160公尺、重达933吨的天线，象征东姑高举的手臂。由于东姑手臂加持，建筑总高度达678.9公尺，超越上海塔（632公尺），成为世界第二高建筑，仅次于都拜的哈里发塔（Burj Khalifa）。
相较于独立时期的建筑理想，东姑借由一系列现代化工程，包括默迪卡体育场、国家体育馆、国会大厦、梳邦机场等等，用简洁、理性且现代化的建筑设计语汇，来表达政府在独立后，跟西方发达国家一样追求现代性，消除阶级特征的愿景。如今半个世纪后，在首都中心位置耸立起一栋仿照东姑身影造形的世界第二高建筑，追求建筑潮流乃至于政治正确的迎合。
对比之下，两个时代的国家领导人物对国家愿景的表达方式，有相当明显的差异，当人们在参观默迪卡118大楼时，俯看底下的默迪卡体育场及国家体育馆，应该能够体会到独立初期至今，国家建设与理念的深刻转变与历史痕迹。
延伸阅读： 张集强／后默迪卡时代的建筑思潮 张集强／默迪卡建筑 张集强／走过百年历史的都市计划 张集强／吉隆坡100年前的街屋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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