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看丹麥劇《奪命護理師》（The Nurse）時，正好是加護病房的執勤期，深感現實中醫護人員要想傷害病人，其實遠比戲劇來得容易。各類強心劑、生理鹽水和藥物皆為透明液體，有心人可以混合使用；呼吸器的設定高深精密，稍稍調整亦可傷人於無形；搶救過程如果稍有怠惰，即可為病人的病情帶來根本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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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殺人案”（Medical Homicide）並非孤例，只要上網一搜，即能得出全球各地的聳動標題──“俏護士連續殺7嬰留詭異字條”、“不忍病人受苦，荷蘭護士殺24新冠病人”、“安省護士殺害養老院8名老人”等。醫療殺人案比一般謀殺案更難偵辦，因牽涉複雜的醫療倫理。很多時候，病人已經病入膏肓，其死亡會被視為理所當然；醫護人員擁有專業知識，不少殺人案至多隻被定性為判斷錯誤，而非蓄意謀殺。以《奪》的劇情為例，由於此類案件很難引起關注，所以每當警方想要開檔調查，很多死者早已火化，死無對證。
《奪》講述資淺護士Pernille到一家醫院任職，與學姐Christina相處一段時日以後，赫然發現Christina是殺人魔的驚悚故事。《奪》向觀眾呈現這名護士如何濫用他人予以的信任逞兇，為病患注入嗎啡和地西泮。只要她值的夜班，總是發生各類緊急狀況。即使是其他同事，也不過認為Christina的運氣較差，把她的夜班笑稱為“Christina’s shift”。後來Pernille發現事有蹊蹺，向上級反映，反而被標籤為善妒的後輩。
護士為什麼想要殺人？
為了更深入理解醫療殺人案，我觀看以著名的“查爾斯‧庫倫（Charles Cullen）案件”改編的美國電影《良心護士》（The Good Nurse）。查爾斯的作案手法和Christina大同小異，他把胰島素和地高辛以針筒注入生理鹽水，悄無聲息地殺害病人。查爾斯16年來輾轉9家醫院，雖然各家醫院對他早有懷疑，卻為了大事化小而僅僅以行政理由將之辭退。直到電影中的警探企圖揭發案情，還受到政府單位的掣肘和醫院的故意拖延。官官相護的作風，讓更多無辜病人受害。
迴歸這兩部作品的討論，我認為兩者皆不是成功的懸疑劇，因為兇手及其幹案手法早已昭然若揭。更遺憾的是，兩部作品都沒有深入探討兇手的殺人動機與心理。我需要從另一部討論查爾斯‧庫倫案件的紀錄片《追緝殺人護士》（Capturing the Killer Nurse）方知查爾斯自幼被欺負，被邊緣化，於是對社會有報復心態。而《奪》中的殺人魔Christina則刻畫得更加片面，只是被懷疑具有戲劇性人格，渴望關注，卻沒有賦予屬於她的聲音。
醫療決定的責任
我原也期待兩部劇的審案過程，若能在控辯雙方的辯論過程探討醫學倫理，包括安樂死及病患臨終的醫療意願，將使作品更具深度。紀錄片中，查爾斯如此自辯：“我不忍心看他們受苦，所以才殺了他們。”《奪》的Christina亦喜歡向Pernille強調，急診室是戰場，護士可以越權，自行下醫療決定，大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意。單憑這幾句剖白，即能深入探究所謂受苦的定義與程度、醫護權限、病人親屬和醫療人員在做出醫療決定時的協商智慧。
《奪》當中的事發醫院位於丹麥較落後的地區，院方行政管理欠善、法律不保障貧苦人民，才讓Christina有機會草菅人命。政經地位滯後，是否更容易促成“父權模式醫患關係”（paternalistic model）[1]，《奪》亦著墨不多。
劇組避重就輕，沒有挑起衝突，於是失去化解的機會。因為“醫療殺人案”而高喊“削弱醫療人員的權利”的口號過於武斷，制定一個造福醫患兩造的方案才是上策。以馬來西亞為例，嗎啡作為危險藥物法令管控下的藥品，哪怕是醫療使用也受到嚴格監管。擴而言之，兩部作品中有關配藥室的紕漏、醫療人員的精神健康和欠缺透明的院內審查機制，皆是全球醫療機構不可輕視的前車之鑑。
[1]掃描二維碼瞭解 Emanuel, E. and Emanuel, L.（1992）針對“醫病關係”提出4種模式，分別是：父權模式、資訊提供模式、詮釋模式及審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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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新闻报道作为记者的利器，它的存在价值是防卫自保或是彰显正义？
台剧《死了一个娱乐女记者之后》改编自2019年由柯映安执笔的同名畅销小说，剧集罕见地以娱乐记者为叙事中心，并触及娱乐圈潜规则与媒体伦理禁忌话题等题材。剧情由一名菜鸟娱乐周刊女记者林姵亭（王渝萱饰演）的意外坠楼事故为开端，从而揭开娱乐界华丽面纱下的暗黑内幕，与媒体新闻界背后错综复杂的权力运作。资深记者刘知君（林予晞饰演）身为林姵亭的主管，她为了追查爱将死因而携手狗仔摄影师庄大海（薛仕凌饰演）合作找寻命案真相。随着调查进展，竟牵扯出更多娱乐圈内不为人知的丑恶秘密。
本剧8集的剧情节奏紧凑有力，并成功营造悬疑与紧张氛围。另外，剧中的人物塑造也足够鲜明，让观众在短时间内清楚认识每位角色的特色与具体性格。尽管剧情描绘许多娱乐新闻界的负面处，特别是记者们擅长捕风捉影地捏造事实，但不难发现编导却仍坚持透过两位女主角对职业的信念来勾勒出观众们理想中的记者形象，为媒体产业赋予深切的期许。值得一提的是，《死》反其道而行，让知君与姵亭这对搭档有别于多数类似作品中的师徒关系。身为后辈的姵亭在开头即功成身退，没有让观众等到她出师的一幕，只留下师傅刘知君单打独斗，替自己的后辈讨回公道。
娱乐新闻的真相与迷思
《死》毫不避讳地呈现出现实中娱乐记者同行之间明争暗斗的一面，以及媒体被流量数据和点阅率给彻底钳制的现实。新闻界与娱乐圈，两者早已是一条相互牵缠且互利共生的生态链。剧情的往后发展，更是扩展到娱乐产业运作的潜规则。即便再有才华的艺人，也不一定能在荧光幕前发光发热，而是受尽经纪公司的各种控制，充分展现出娱乐界里的《纸牌屋》模式运作原则。
剧中所强调的娱乐新闻“真相”并非单一视角，而是多层次且复杂的迷思。刘知君在追查事件时，不仅面对多重外部阻力，也需审视自己内心对正义与野心的矛盾。剧情不断挑战观众对“正义”和“真相”的既定印象，让观众思考是否所有娱乐圈内的事实都应被揭露，以及公众是否有干涉艺人与演员隐私的权力。如果说茶余饭后的娱乐 新闻难登大雅之堂，那为何桃色八卦与丑闻总是那么容易引人入胜？剧情除了揭露丑闻，更深刻探讨了社会大众对八卦新闻的需求，以及大众对丑闻背后真相的冷漠态度。笔者认为该剧正尝试以这种批判视角来引发观众对媒体责任与公众心理的反思。
娱乐圈内的女性抗争
性别议题及女性困境，是该剧后续剧情着重描写的面向。在娱乐圈子讨生活就必须看筹码，演员就像是被标上价格的商品，或供人贩售或自我出售。而在圈中处于弱势的女性，更是容易在五光十色的名利场里成为遭人交易及剥削的对象。剧中的林姵亭象征牺牲，而刘知君则象征救赎。两人之间形成的强烈对比，恰恰反映了女性在娱乐圈中的迥异命运。如同剧名选择突显“女记者”一词，就是旨在强调女性在媒体娱乐界生存的艰辛与不易。
《死》不仅是悬疑犯罪影集，更深刻描绘女性在逆境中的奋战。剧情是一整个以女性为主轴而串联起来的故事，最吸引笔者之处在于剧中的女性角色如何携手面对困境与压迫。在看似罗生门般的事件交错下，两位如同置身罗马竞技场的女性记者，靠着彼此的信任和扶持来走出黑暗。剧中每位女性角色都层次鲜明，超越观众对从事媒体与娱乐行业的女性所赋予的刻板标签，在冲突与抉择中不断成长，充分展现出第二性在这万花筒里的强烈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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