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教育／02】等待重新安置中，努力学习与生活

理想教育可衔接大学，关注难民学子心理问题

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校方也开设社会科学课程如历史、地理，以符合普通教育发展证书（GED）考试的要求。较理想的情况，学生完成了十或十一年级后可报考普通教育发展证书（GED）考试，等同于美国的高中毕业证书。之后，经济情况容许的学生可选择在线大学，或将GED作为当地大学的入学凭证。

然而，实际情况并不理想。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加快步伐: 危机中的难民教育》报告指出，难民儿童从小学进入中学阶段的入学率急剧下降。虽然接近三分之二的难民儿童在小学接受教育，但顺利进入中学的难民青少年不足四分之一。2018年，全球有84%的青少年在中学接受教育，但难民学子仅有24%。

问题在于，难民儿童即使接受了教育，得到经济援助顺利步入大学，但手握难民证且没有合法工作权利，一纸大学文凭能否让他们看见希望？“许多难民青少年因为不确定的未来，都在抑郁情绪中挣扎。”法尔表示，难民儿童的未来可归纳为心理社会学的问题。

非政府组织如联合国难民署（UNHCR）已开始重视，并试图与政府商讨解决方案。尽管前文提及政府不承认联合国难民署所颁发的难民证之合法性，但法尔也补充道，马来西亚政府在医疗方面为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提供了折扣，这亦是表达友善的方式。

此外，还有非政府组织积极提供难民心理辅导与医疗支持。但回到“难民学生未来”的课题，法尔亦无从解答，“联合国难民署不能保证，每一个难民都能重新安置到第三国。”

而那些未被批准重新安置的家庭，他们有3个选项：回到原籍国、继续在马来西亚非法居留，或与第三国的人自行安排，但无疑需要人脉与大量资金。至此，他们该如何选择？

技能培训中心，为难民青少年提供出路

难民学校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资金，随之影响的是无法聘请足够数量与合格的师资，因此校长法尔坦言教师的工作量、压力与薪资不成正比。来自缅甸佐米族的小艾2017年加入这所学校，虽然与报酬相比工作时间较长，但她认为这是回馈社区的方式。

除了提供教育，工作与培训机会也是法尔支持难民社区的途径之一。

小艾到来之前，曾在位于蕉赖的教育中心接受培训。她形容，中心就像一所为15岁以上的难民青少年提供技能培训的学校。在无正规课纲的情况下，由当地志愿者根据学生水平教授英语、数学和科学。通过志工教师的检测后，学生签下合约；当社区学校需要师资，中心便委派合格毕业生前往执业，可说是难民小孩完成初中教育后的出路之一。

学历不被认证，一切重新开始

来到高等教育阶段，证书、语言和费用都将会是他们面临的极大障碍。逃亡期间，许多难民会丢失或损坏可证明学历的证书或文件；外加寻求庇护的国家未必承认原籍国所颁发的证书，因此重新考获备受认证的学历证明，成为他们必经的折腾。

今年18岁，来自缅甸的蕊琳（化名）在10级（大马中四）时停止了学业，来到这里则需要从7级（大马初中一）开始。但这里的学习环境使她的英语无论在听、说、写都有明显进步。

“因语言问题我需要不断通过学习与测验，才能拿到每个等级的证书，一切都像重新来过。”另一名来自斯里兰卡的学生迈克（化名）以流利的英语回答。

但这样的重头开始，并未成为他们实现梦想的阻碍。即使未来不明朗，他们仍坚持朝理想迈进──迈克梦想成为科学领域的领导者，另一把声音则说：“我希望当一名政治家，至少10年之后回到我的国家，团结全部种族，”这是来自缅甸的蕊琳付诸努力的理由。

在缅甸，学生与年轻人组成人民国防军（PDF）对抗军事政权；学生站起来反抗，但最后都逃不过被逮捕的命运。因而包括她在内，千万人开始了未知的逃亡，而迈克一家则是因政治迫害被逼离开家园。虽然自己的父母曾为国家效力，但流亡的那天起，他形容自己就像被国家遗弃的子民。

深夜突击行动，躲藏与习惯恐惧的日常

离开那一年，迈克才10岁。“每天我都有很多的恐惧，几乎每晚都在哭。”恐惧与不安感笼罩他们的生活，“执法人员不停地突击检查，搜查难民并遣送回国，我们永远都在躲藏，”迈克说。

刚过去的8月5日，移民局出动了60名官员在位于武吉蕉赖花园某公寓展开突击行动，当场逮捕了425名因未持有有效身分证明、临时工作准证过期及逾期逗留的非法外劳，年龄介于8至54岁。当中，部分人士持有联合国难民署的难民卡，并从事清洁及建筑等相关工作。

外出工作、上学，或暴露于人前，意味着增加了被逮捕的几率。学校执行员詹先生（化名）回忆起，当他与校长法尔放学后在社区午餐，会看见马路上有人突然逃跑。“很多是学生的家长，因执法人员突击检查，他们匆忙放下手中工作窜逃。”

被逮捕意味着什么？来自巴基斯坦的难民教师妮蓝（化名）表示：“我的丈夫当时只有难民署核发的‘约见卡’（Appointment Card），被逮捕后拘留了14天。家里什么也没有剩下，两个3与6岁的孩子饱受饥饿，我们不知可以向谁求救，这样的情况发生了两次。”

学生繳不上学费半途辍学，教师也无能为力

每个难民都有自己的噩梦，“在缅甸，让我最恐惧的是军队，他们不断骚扰你，让你搬运武器、货物，殴打与强暴，都是我们光天化日看见、听见的场景。”因此蕊琳回忆起在缅甸的日子，每当出门也需要戴帽子、遮蔽起样子以防被认出。

但来到这里，他们依然需要藏匿。10年前还是一名学生的小艾领到难民证前，但凡看见穿着制服的警察就会害怕得躲起来。“10年过去了已经逐渐习惯，但我仍然害怕无法预见的深夜传来连续的敲门声，代表执法人员的行动来到门前了。”

制服、敲门声、等待被重新安置的希望与落空……都是难民群体共同的恐惧与悲歌。因而妮蓝老师说，“在这里教书情绪很容易波动，因为学生和我有着一样的挣扎，我们的经历是那么相似。”

小艾与妮蓝老师看过许多学生半途辍学，“有些很聪明的学生就这样离开了，虽然我想把他们留下来，但这表示我需要帮他们解决学费的问题，但我显然无能为力。”皆因难民家庭经济不稳定，当家长失业或面临搬迁，孩子的学业便须终止。

面对这样的不稳定，除了维持眼前的生活，他们还敢于谈论未来吗？

但在小艾这里，她说最喜欢的还是烹饪。“如果有机会，我想去学习烹饪，接着开一间小小的餐馆。但目前在学校，看着这些小孩学习、成长，接着终于等到被安置到第三国家；他们带着所学的语言与知识离开，对我来说就足够幸福了。”

小艾今年才23岁，离开家园12年。她从小学生长成大人，也在每一次的藏匿中习惯了恐惧。当未来太过遥远，她仅希望自己在此刻尽力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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