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骨会说话 法医与法医人类学家对对碰

从2015年开始，我每年都会到波兰华沙大学研究生物考古学，也到塞浦路斯为一个教会坟场做尸骨鉴证工作，曾到过东帝汶替当地警方当法医人类学顾问，这些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曾经死过很多人。

例如，非洲一个发生内战的国家，死了很多人，战事之后要鉴定死亡者身分，我就跟着当地的执法单位去做鉴证工作。

香港是没有法医人类学家单位，偶尔会以非政府组织形式协助鉴证工作。大多数时候我的工作都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召集，参加法证大会或大学教授推荐获得工作机缘。

法医人类学家在亚洲是很冷门的行业，欧美比较普遍，如有的人遛狗时，之后狗叼着一块骨头回来，主人报警后，警方就会找法医人类学家来鉴证是人骨还是动物骨头。

陈：我的工作是通过解剖找出死因。医院太平间是我的主要工作场所，偶尔一些刑事案件，查案官认为需要我去现场验证，我也会去现场协助。

目前全国包括东西马，有约40位法医，大多都集中在大医院，所以我们要兼顾其他没有法医的医院。当中以吉隆坡医院的法医部组织最大，共有6位法医，因为该院有一个法医研究院，需要兼顾教学工作。

问2：法医与法医人类学最大分别是什么？

李：法医人类学家的任务是找出死者的身分，我的工作是为尸骨、骸骨、人体残骸等找正确身分或辨认（positive identification），甚至可以通过骨头掌握主人生前的资料，包括性别、年龄，甚至是生活环境。

其次，就是处理的尸体样貌不同。法医鉴证的是比较完整的尸体，而我们鉴证的尸体可能不完整，通常是剩下骨头而已。有的时候法医找不出死因，也会把身体的肉与软组织去除，只检验骨头。

陈：法医是从解剖中找出死因，有的时候从表面来看是自然死亡，但深入检验后发现涉及刑事成分。

问3：如何进入这个领域？

李：我本科是在美国念哲学，后来在教授推荐下选择人类学为副修科，回到香港后再到香港中文大学进修鉴证科学，成为法医人类学家。

我觉得这是一份有使命感与价值观的工作，是自己追求的东西，所以我愿意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包括在美国实习在内，至今已经进入第六年了。

陈：我从医科本科毕业后，当过外科医生，每天忙于开不完的手术，工作很紧张，没有时间思考我的工作。我觉得诊断最重要，而不只是决定正确的治疗方案，所以法医的工作更适合喜欢思考的我，用完所有知识去找出死因，这个工作让我更有成就感，所以就申请当法医。

问4：请谈谈你们的工作的模式。

李：我们会用科学鉴证，如鉴定骨头的DNA、化学成分，了解这个人在什么环境下长大、饮食习惯等。这背后的原理是他吃的东西，喝的水都有不同化学元素比例，分析出来之后就可以收缩搜索范围。

陈：一般来说有3种情况需要解剖，第一是法医尸检，第二是临床尸检，第三是家属要求尸检。

当警方援引刑事诉讼法要求验尸时，家属是不可拒绝。但如果是在病房去世，医生要求做临床尸检，必须得到家属同意。

当警方或院方把尸体送来法医部解剖时，除了法医与助理法医解剖之外，还有两位医生负责拍照或录影。另外警方也会派一名摄影师拍下每一步骤。

过程中必须非常专心，所以每次解剖时我都要求很静的环境，不允许所谓的开音乐放松，这不尊重遗体。完成之后需要把尸体重新缝合，尽量让尸体恢复原貌，因为解剖只有一次机会，完成后尸体就会领出去下葬，一定要做到最好，所以不能错过任何细节。

问5：有什么难忘个案吗?

李：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宗教与习俗，有时我们的工作会让当地人觉得被冒犯。

我记得有一次在非洲索马里工作，那是伊斯兰国家，人死后24小时内要下葬，之后也不能挖出来。接洽单位已经跟当地政府谈好让我们做验证工作，但抵达后宗教首领却不允许，无论我们怎么解释他都不同意，气氛变得紧张起来。经过不断协商后，他们虽然允许动工，但要我们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并且要以传统的宗教仪式重新为死者下葬。

另一次是发生在塞浦路斯一个东正教的坟场，由于东正教不接受同性恋，所以同性恋者死后坟墓也不立碑，家人也不愿认领。

当时是因为坟场葬满人了，但中间有个没有碑的坟墓，教会要我们查探是否有人非法使用。于是我们就挖开，发现有一具正式下葬的尸骨，死者穿着如睡衣的衣物，棺木内塞满女性衣服。

奇怪的是，我们很多人分析后都确定是男性尸骨，不明白为何有女性衣物。之后我们找到死者家人，确定推断是正确的，真的是一名男性，但家人拒绝把尸骨领回。当时我们都感到无奈，世界上这么多人想找回至亲，但这家人找到之后却不肯相认，即使生前有什么怨恨，已经死了50年应该什么都放下，但他的家人就是放不下。

这些无人认领的尸骨，或无法辨认身分的尸骨，都会放在研究所（存骨房），直到有一天或许有人来寻找，就可以做DNA比对，把它们带回家。

陈：我在当实习医生时，有一位医生上司，后来转为法医后就没有联络。某天当我值班时，送来一具意外死亡的尸体要解剖。我一如往常进去房间，才发现竟然是那位上司。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要避免为亲友解剖，因为会影响判断，但我当时已经接手了，没有办法换人，唯有忍住哀伤完成解剖，那次的感受真的很深。

另一个案件，就是我在念法医专科时，一名年轻女生在家中暴毙。被发现时死在家中床上，盖上棉被，送来法医部时已经死亡超过12个小时。

死者遗体的变化就像是在睡梦中猝死一样，警方调查也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他杀。可是当我看了死者生前的照片，直觉告诉我她的死因可疑。当中包括死者有一只指甲断裂，正常来说爱美的女生一定会修剪。其次她有戴着一条项链，但颈部却深烙项链痕。

当我剖开尸体颈项后，发现舌骨断裂，这是很难断裂的部位，除非是被掐死，所以更加确定是他杀。

我马上通知查案官再去现场调查，发现死者男友正收拾东西要回国。警方把他带回警局，我要求检查他的手，果然有被指甲抓伤的痕迹，之后剪他的指甲化验，证实他就是凶手。

问6：开工前个人有特别“仪式”吗？

李：不会。通常挖掘工作都是仵作工人负责，我们负责检验。但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动手，如经历战争的地方，有目击者说某个地方葬了人或是乱葬岗等，由于没有明确地点，我们唯有自己挖。一般上我们的团队不会超过20人，分成三、四组轮班工作，因为太多人同时在一个地点工作，可能不小心踩到尸骨，破坏骨头。

在挖到之后，我们就把整副尸骨带回研究所，清洗之后再鉴证。找到家人就把尸骨归还家人，找不到就放在存骨房。以塞浦路斯的研究所为例，至今有逾2000副尸骨，有的无法鉴证死因或身分，就一直放在那里，或许有一天有家人来认领。

庆幸的是，每隔几年研究所的尸骨都会减少一些，证明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陈：没有，只是要做好事前准备，要很清楚需要做什么，脑子里要列出清单，确保做到最完整，因为任何失误都可能被警方挑出，或者在法庭上被挑战，所以不能错过任何东西。

问7：存骨房与太平间是怎样的工作场所？

李：通常经历过动乱的国家才会设立存骨房，如波兰、东帝汶、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早在1970年代发生内战，很多人失踪，也有很多身分不明的尸骨。当时由于坟地不足，所以一个墓地可能葬几个人。

从2015年开始，我每年6至8月都会去当地一个教会的坟场工作，曾经见过一个墓地有几十副尸骨。全部挖出来后，把各部位的骨头分类，然后再组合成一副尸骨，分辨性别、大人、小孩。如果骨头保存得好很容易取得DNA，难就难在找家人做DNA配对，有的根本没有家人可配对。

通常我们一天至少要完成一副尸骨的鉴证，如果有人帮忙清理尸骨，就可以更快。这六七年间也处理了几百副尸骨。

陈：医院太平间停放尸体的冷冻箱不多，以双溪毛糯医院为例，只有16个。一般来说是足以应付，若发生重大灾难或疫情，可以放在县医院，再不够就要借用移动冷冻箱。通常完成解剖及警方发出批准信后，尸体就可以被领出，不会存放太久。

如果过了两三个星期仍然没有人认领，我们就会通知福利部，由福利部去找家人，若找不到人处理，就由我们根据种族习俗处理，如华人会有殡仪馆找到慈善机构报效棺木火葬，然后撒大海。

不过这样的案例本地人不多，外国人就比较难处理，因为要把尸体运回家乡费用很高，曾经试过一具外国人尸体存放了5年才领出运回国。

问8：遇过任何离奇事件吗？

李：离奇的倒没有，只是有些案件做了一个星期都找不出答案就会暂停，然后我会忍不住说一些话，说了之后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到底是人休息之后，头脑比较清晰，找出盲点，还是其他原因就不知道啦！

被吓到的倒是有一回。那时候是在美国跟着法医解剖。法医还未到前，技术员在清理尸体，我站在旁边，他突然冷不防的把尸体手骨360度扳向后面，我被吓一跳，因为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事后才知道死者把手骨捐赠了，所以手臂软绵绵，里面塞了纱布、毛巾维持形状，所以才可以这么大幅度摆动。

陈：自己倒是没有，反而是死者家属认为是蛊惑之术令死者丧命。死者送来解剖时，家属说死者生前曾经梦见祖先来索命，一直认为黑蛊术会夺走他的命。解剖之后我也找不到死因，唯有送去做病理化验，证实死者是因心脏细菌感染而死。

解剖通常都可以找到死因，不要相信鬼怪说法，做好工作就没有什么好怕。

问9：这份工作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李：要不怕辛苦，或许会面对一些想像不到的画面，在面对之余不要被这些画面影响理性的思考，必须高度专注。

陈：最困难的地方在于，我们永远不知道答案的对错。在某些情况下解剖只能够给一个合理的死因，但真正的死因没有人懂，死亡的过程也只是推测，我们永远没有答案，所以唯有自己做到最好，才能无愧于自己的工作。

有的时候解剖不一定找到死因，如肺部细菌感染，解剖是看不到细菌的，死因也不能写“待定”（pending），所以必须把样本送到实验室化验，通过微生物检测才能找出死因。

有的没有表面死因，如在高温下暴晒致死（小孩困在车里），做完所有病理检查才能找出死因。

法医必须学会缝合手艺，因为解剖之后要把死者缝合回去才能交给家属，而脸部受损的尸体难度最高，必须看着照片才能缝合，有时需要塞棉花才能恢复原貌，当中最难处理的是车祸遇害者。

通常难度不高的缝合交由助理医生负责，难度高的就我自己做，最重要的就是不让血水流出来。缝合虽然不在法医课程里面，但却是每个法医都要学的，课堂上只是教“开”，没有教“关”。

问10：家人、外人如何看待你的工作？

李：开始时很多人不理解，经过不断解释之后，大家也慢慢接受了。有的人不理解这份工作有何意义，我们的工作除了为尸骨找到身分之外，另一重大意义就是找出死亡人数与死因，以便将来在国际大会上有数据证明这个地方曾经遭遇过怎么样的灾难。

当初我想做这份工作，是觉得可以帮忙死者，把他生前经历的事诉说出来。慢慢的我觉得骨头很有趣，它不是经常被我们提起的一个器官，但它支撑起一个人。骨头是一个低调的器官，很乖，不会邀功，静静地观察着人生所发生的事，记录着我们的经历，无论多小的伤都有痕迹，记录了我们人生不同阶段的历程，所以骨头就好像一个人的传记，但却没有怎么被提起。

陈：家人开始时也不理解好好的医生不做，转去做法医，但我自己不习惯当医生的生活，我喜欢思考，所以坚持当法医，如今家人也已经习惯与接受了。

只是有时要解剖一些已经腐烂的尸体，身上会留下味道，那味道就如“峇拉煎”。我通常会安排在下午才做，做完后在医院洗澡了才回家。

问11：有没有打算分享自己的经历？

李：有啊，我已经出版过5本书，都是些关于骨头的书，从不同曾经与角度去看骨头，也在一个网站上开了一个“存骨房”专栏。

陈：是有想过，写专栏也好，出书也好，想把这些年处理过的一些扑朔迷离的案件做一个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