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振豪|对付“青蛙”前先定义“青蛙”

显然地，广义上的认定无法控制政治青蛙，反而会激化政治冲突引起更多社会危机，为此，我们必须从狭隘和技术性的角度解套。狭义上，民意代表是否为政治青蛙取决于提名参选时所采用的竞选标志，若民代在胜选以后转投阵营或政党则断定为跳槽行为，随后的法令就有足够的空间予以对付。

因为受制于竞选标志，个别议员或政党不敢任意转换阵营，“换位”的直接结果就是交出选区，还政于民。举例来说，2018年使用国阵标志参选的砂国阵—土保党、人联党、民进党和砂人民党，在国阵丢失政权后退盟并组织砂盟，4个前国阵成员党需悬空18个国会议席另行补选，转由选民投选适当的候选人。又如2020年喜来登行动曝光后，慕尤丁以党主席之名率领土团党离开希盟，因为2018年大选期间希盟议决统一使用公正党标志，因慕尤丁的政党立场违反竞选标志得到的委托，土团党必须放弃所有国州议席，再行举办补选一决雌雄。而针对509后陆续转投土团党的巫统国州议员，以及阿兹敏派系的退党行为予以侍候则更加容易了。

这项定义显然是对选民有利，民众有更多能力左右政党去向，因此很多政治人物对技术性的认定三缄其口。特别是采用统一标志参选的政党联盟受到非常多的限制。在竞选标志定义政治青蛙的前提下，许多政党为了选后有更多游走空间，宁可使用各自标志参选，联盟的统一标志则不受欢迎，而选举标志太多也造成政党得票率受影响，胜选机会更因此大打折扣，所以对政党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规范。

惟，竞选标志的规范却对独立人士无计可施。例如，2018年第十四届大选时，以独立人士身分胜出的砂拉越如娄国会议员孙偉瑄，选后不久即申请加入公正党，2021年初转为亲国盟的独立人士，由于他是以个人名义参选，以致竞选标志的跳槽者认定无法给予克责。

如果民意代表是因跟党意作对而失去党籍，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能归类为跳槽，因为是政党主动解除议员的党籍。可是，民代跟所属政党发生冲突之後却很难定调谁对谁错，此时，罢免选举法就派上用场，对政党裁决不满的选区选民可以发动联署向选举委员会上诉，通过罢免和补选的方式向政党表达选民的态度。

当然，罢免民意代表的做法，可能会导致政治报复延烧。例如，台湾在2020年6月成功罢免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以后，先后有两名直辖市议员（桃园市民进党籍的王浩宇、高雄前时代力量籍的黄捷）和两名分区立法委员（桃园市基进党籍的陈柏惟、台北市民进党籍的林昶佐）受到国民党支持者报复性罢免的牵连，蓝绿间恶性竞争进一步撕裂台湾社会，换做社会分歧严重的马来西亚，发生诸如政党动员选民发动报复性的联署罢免乃意料中事。

对于防范跳槽者理应多管齐下，例如罢免法和反跳槽可以同步推动，并且跟其他防止政治贿赂和限制行政权的法案相呼应， 斩断政治青蛙的出路，提高跳槽后的政治成本，并逐步改善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