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振豪|万万不行的强制投票

惟，阿末马斯兰提出的强制投票的解方可谓缺乏理性。从1955年马来亚联邦第一届选举，一直到2018年第十四届大选，平均投票率约为80%，期间最低一次是1995年的68%，最高是一次为2013年84.84%。值得一提的是，以贵为世界民主大国的美国为例，倘若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一切投票壁垒均非法为起点，不管是以适龄选民（VAP，符合投票资格的民众）或已注册选民（VEP）作为计算标准，美国的整体投票率稳定维持在50-70%之间，即便2020年特朗普和拜登的生死交锋也只有67%选民参与投票。

若以投票率为依据，被学界批为“竞争型威权政体”的马来西亚，跟世界民主价值输出国的美国相比，大马的政治参与度其实比美国还高，而两个国家都没有实行强制投票的法令，马来西亚人也不该以投票高低说事。

毋庸置疑，实行强制投票的国家必然有相当高的投票率（如新加坡、澳洲、比利时等），惟，强制投票并不符合民主精神，因为强制投票无法确保每一张票是附带个人的政治立场，有者甚至是不愿留案底而被迫投票，易言之，这张选票就没有政治参与的意义所在。

目前马来西亚民主化程度不高，如果实行强制投票的话，反让执政党更容易连任，政党轮替难上加难，毕竟强制投票的机制是确保每个选民参与，然该机制令大部分选民不敢对执政党投否决票，只因为担心遭执政党秋后算账。如新加坡般，否决人民行动党的选票始终压缩在30-40%的范围，而支持反对党的选民固定在某些单一选区和几个集选区，以致人民行动党视选举为五年一次“探听民声”的程序。而不是争取民众委托的考验。为此，强制投票一旦落地，对马来西亚的的体制改革绝对是一场灾难。

以不投票责备民众对政治冷感也是不正确的，特别是在朝野政党“一样烂”或“一样好”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投跟不投没有差别，对投票一事也就兴趣缺缺。抑或，特定选区里，少数群体的选票不足为重，他们自然不肯花时间排队投下一张毫无价值的选票。据此，民众不参与投票算是一种对政治现况和游戏规则表达不满的方式。

那么我们该如何满足阿末马斯兰的抱怨呢？

第一，简化登记选民的程序和障碍，实行自动登记制，让合格选民更容易成为选民、更愿意履行五年一次的公民义务；

第二，改善国阵时代延续下来的选区分配不均（malapportionment）和选区划界不公（gerrymandering），缓解选区过度代表（某个群体的选票重要性高于其他群体），以及解决票席不等值（同一张选票在不同选区有不同的价值）的问题；

第三，落实遏制议员跳槽的相关法令，以便选民的政治支持不会变相为民意代表牟利的桥樑，保障选区大部分选民的立场得到关注；

第四，落实透明公平的选区拨款制度，确保执政党不能以拨款压迫在野党及其支持者，以让选民尽可能勇敢地透过选票表达立场；

第五，政党的提名必须“因地制宜”，以党内公平竞争和掌握选区民生为遴选候选人的基准，选民进而更有意愿出门投票，因为有能力代表选区的候选人较能动员选民的政治参与。

第六，政党竞争尽可集中于公共政策和课题的讨论，避免打族群牌、宗教牌和地方牌来逼迫特定群体必须票投特定政党以博得认同。

笔者列出的各项浅见（有的甚至不可能实现）背后都附带一个精神：提高马来西亚人的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即选民主观上认为对政局的影响程度），以展现最最真实、最直接的民意（public opinion）。若朝野政党积极推动体制改革，投票率高低将不再重要，强制投票也将不再选项以内，因为每一张选票都是真实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