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兄弟姐妹中大姐排行最大,我却最小,年纪和她相差十九岁之多,她几乎可当我的妈妈了!她年轻时在制造金属徽章的厂商工作,曾向同事借留声机和黑胶唱片回来播歌给我们听,为全家增添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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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巴生路离通往蒲种路口不远的斯里圣淘沙花园(Taman Sri Sentosa),几十年前叫“山竹园”。据在这附近成长的老朋友罗雅兴(不是“罗兴亚”)说,他小时候常到山竹园的同学家中采山竹吃;我的小学同学李润雄则曾潜进大慈善家张郁才的别墅园林(如今的Berjaya Times Square所在地)采摘甜甜的红毛丹吃。我听到山竹红毛丹都流口水,我却只能在所住的白锌屋采淡而无味的水蓊来尝,真系同人唔同命!雅兴还说去过山竹园那条小溪抓体形比“兔子鱼”略大的“老虎鱼”来玩(老虎当然大只过兔子啰),这种鱼身上长有橙黑相间的斑纹,因而得老虎鱼之名。但吉隆坡大事发展后,山竹园的山竹树和老虎鱼都消失掉,变成高层公寓和组屋林立的住宅区斯里圣淘沙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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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因我大姐的关系,我也到过这花园多次。我家兄弟姐妹中大姐排行最大,我却最小,年纪和她相差十九岁之多,她几乎可当我的妈妈了!她年轻时在制造金属徽章的厂商工作,曾向同事借留声机和黑胶唱片回来播歌给我们听,为全家增添娱乐。记得她非常疼我,带过我到一个要好的同事阿齐姐家中去玩。不过大姐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到怡保定居,和我们分隔两地。
我长大毕业后在《新明日报》任职时,馆方聘请了报界前辈黄启隆出任新闻编辑。过后我才知晓,原来他竟是阿齐姐的弟弟,这个世界也实在太小了!
80年代,大姐的两个女儿黄菊子和黄菊梅先后从怡保过来吉隆坡投身报界,都在《建国日报》服务。90年代我在《通报》担任副刊主任时,总编辑吴仲达请了菊子来当副刊副主任,我们合作相当愉快。但《通报》被马华卖掉改成《新通报》才一年多,就“黄飞鸿收档”了!在结业的“散水惜别宴”上,会场上还播出那首《黄飞鸿》的〈男儿当自强〉音乐,唔知攞景抑或赠兴?!我们一起失业,只好像“田鸡过河,各有各𨅝”!我过档《南洋商报》,菊子则进入《星洲日报》。
后期我大姐每次到吉隆坡来,在斯里圣淘沙花园菊梅那十多层高apartment公寓单位暂住时,我都载著我的二姐和三姐过去和她相聚话旧。这几十年来我们和大姐聚少离多,平日只能互通电话问好。见面时大家都爱挖回以前同住一起时的陈年旧事来谈,的确回味无穷;也谈及所认识的同住房客,其中一些我因当时太小,已无甚印象,只有听她们说的份儿。
岂知最近突传来大姐在怡保病逝的噩耗,我们不禁悲痛莫名!几年前失去哥哥后,如今她与我们也从此阴阳两隔。那段在斯里圣淘沙花园公寓相聚话旧的温馨时光,只能永成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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