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灾准备／01】打造韧性城市 化抵抗为承受抗灾

“以前我们做的防洪系统，所模拟还是计算出来的雨天降雨量，然后沟渠是否能承受这些雨水，现在发现好像不够了，因为雨水量比沟渠所能承载的更多。”

其次，强降雨导致更多土崩和淹水的风险；第三，雨水所带来的强风。

“其实是这几年我们才发现到越来越频繁，10年前我们所说气候变迁、极端气候，可能大家还没有什么感受，这几年会时常感受到。”

这是由于吉隆坡淹水频率愈发增多，几乎每个月会有一两次或大或小的水灾，且地点多变，迹象和趋势越来越明显。

承认气候变迁的事实，做好超前部署

每当我们打算提前为可能到来的灾难做准备时，总会收到“好的不灵，坏的灵”、“乌鸦嘴”诸如此类的反馈，仿佛只要避讳，闭口不谈，灾难或祸事就不会降临。

可是我们往往忘了“天不从人愿”，与其将头埋在沙堆里当鸵鸟，不如未雨绸缪，胜过亡羊补牢。

丁杰隆说，以前的做法是等灾难发生以后才去抗灾，如今应该要把这个体系转成“超前部署”，灾前就已经做好充足准备。

“第一，我们必须要承认（气候变迁的事实），所以当我们承认时，我们要开始做一套设计。”

这个设计并非足以去“抵抗”气候变迁或灾难，而是能够“承受”灾难，当灾难来袭时，我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这种概念称之为韧性城市（Urban Resilience）。

灾难无法避免，但事前准备可以减少人命伤亡、财物损失，灾后能迅速恢复生活，尽可能不影响民生，如同一粒气球遭遇重力碰撞后，能迅速恢复原貌的弹性，这便是韧性城市的概念。

1. 承认气候变迁这一事实，推动气候变迁法：

他认为有一套相关的法律很重要，因为公共体制里的公务员，负责决策判断一个地方如何发展，都需要一套清晰的法规。

2. 超前部署，规范和约束大企业：

承认气候变迁这一事实后，再不能因循守旧采用老方法，即发生灾难后，再寻求拨款，讨论如何安顿灾民、拓宽水沟、重整灾区等等。

一旦有关法律制定落实就能展开超前部署，清晰列明如何应对气候变迁、每个部门的责任、拨款如何下放，以及约束或鼓励私人领域，特别是大型企业遵守相关规范。

“比如说发展商发展一块地方时，应该要遵守什么样的设计准则，然后防洪的责任在哪？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环境设计跟规划，其准则在哪里？”

“然后所推出的房子，其耗电量、耗水量等必须要有一个准则。”

除了规范以外，政府也能给予鼓励，假设企业、商家能达到标准予以扣税或补贴等奖掖。

3. 教育大众防灾知识，提前做好配套防灾指南：

丁杰隆任市议员时察觉到，每当灾难发生，当地居民便会陷入慌张失措，不知该何去何从，因此由下而上灌输防灾知识非常重要。

每一个村庄或地区都应该要有一个防灾指南，在灾难发生之前要制定好逃生路线、疏散中心、粮食储备等等，一旦灾害前兆浮现，人们第一时间就知道该逃往何处，并且得到及时的安顿，减少人命伤亡。

一些居住在山区里的原住民在遭遇水灾时，会下意识往高处逃，万一水位长达一周不退，又没人发现他们，可能会错失搜救队伍的救援，以至于陷入另一种困境，所以灾前教育很重要。

另外，有关当局应该要改变“临时抱佛脚”的做法。

他说，在我国大多数地区并没有可以监测到河流或沟渠水位到达危险水平的警报系统，这也是超前部署的一部分。

“很多时候，我们的经验是发生水灾过后才来找礼堂、找学校，然后物资才来，而物资如面包是临时去杂货店采购，我们没有储存到干粮。我们的知识和操作系统里，没有设立所谓的仓库或每一个县准备一些紧急用品，像是食物、干粮、床、船、照明、电筒等等。”

所幸的是，这种临渴掘井的情况在近几年已经有所改善。

“以前发生灾难，你去学校避灾，福利局就随便给你一张床垫，没有私隐的。现在至少有一个临时小帐篷。我们现在逐渐在改进，不是没有做，而是可以做得更好。”

应有专属部门应对气候变迁

丁杰隆说，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说，防灾和救援仅是韧性城市的一部分。

“我们从未评估过我们的城市能承载、容纳多少人，但是城市人口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

特别是近几十年，涌入城市的人越来越多，而城市的住房、公共基础设施、用水、沟渠等城市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能否负荷，都属于城市设计的一环。

“简单来讲，就是空气、阳光、雨水、垃圾、固体废料、粮食安全，这几种是我们经常会探讨的内容。”

人口和资源的分配是城市规划的基础。这个地方有多少人居住，附近是否有农田、森林、矿区、制造业区、金融区等资源，然后再根据上述两个基础规划。例如人口老化严重的城市，因为老人居多，考虑到老人走路、反应较缓慢，需要一些不同的规划和设计来协助他们适应城市。像是休闲公园、安全的走道、斑马线等基础设施，医疗相关机构和商铺等健康设施是否满足他们的需求？

但是这一切的规划并非单一部门可以解决，牵涉的部门甚广，所以需要一个气候变迁部门或特别委员会来协调主导。

“现在是跟其他部分打包在一起，看部门名字（天然资源、环境及气候变化部），‘气候变迁’也放在最后面，也就说明它的重要性没有那么高。”

不管是哪个领域，必须由政府来带头

他曾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留学，加上其工作经历，因此较为熟悉东亚城市规划的个案与我国城市规划的区别。港台地区经常面对台风、强降雨的威胁，处于多山的环境，所以他们的城市很脆弱，因此更多去关注环境跟城市规划的结合，也许能作为我国的借鉴对象。

他提到，港台和新加坡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可谓走在技术或者是创新的最前端，且具备一个巨大的优势。

“如果你说操作方面的话，新加坡、香港一定会走在比较前沿，因为他们是一个由政府主导市场的城市阵地（city state）。他们有很多土地是由政府来主导规划，因此比较能影响整个城市规划的设计。”

以香港为例，由任超、吴恩融所著的《香港城市气候评估与规划设计》提到，港府和业界就曾多次开展有关城市气候与环境的顾问项目，颁布多项技术通告和设计指引。比如《空气流通评估方法》，向当地规划师、建筑师和大众介绍，利用通风廊的构建和连接、利用绿化带和开敞空间的衔接增加城市通风程度等改善城市通风的设计措施。当地政府在新市镇规划、新发展区、公共组屋等政府关联计划开展空气流通评估，并且纳入相关土地规划研究，用于控制建筑分布、街道走向以及地区开发强度等，起了带头作用。

因此，虽然私人房屋发展方面，并无强制条例执行，但发展商在提交设计图时，也会进行有关评估，以让项目顺利通过。

“成功的案例一定是由政府部门来主导私人领域的。”

他指出，马来西亚的市场走向还是以价格为导向，若政府一味规定发展商要节能省电，不能耗水耗能源，房价必然走高。而政府具备预算拨款和补贴机制，还有庞大的官联公司支持。以绿色建筑为例，假设要推动绿色建筑，政府在建设学校、消防局、警察局、医院、办公楼等政府建筑就采用大量相关建材，就能降低建材的价格，私人领域的发展商才能跟进受惠。

“因为发展商想要做绿色建筑，但他的量可能不够，价钱压不下来，又或者我们找不到供应商或相关材料进来。如果政府每年有好几百亿发展预算，我要建学校、医院、新的办公楼，甚至机场都可以更快或更有效地落实绿色建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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