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婉玮|乌克兰民主体制埋下的悲剧

乌克兰采取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且吸收美国自由主义的资本特色，呈现“小政府”和“大社会”的模式。不同的是，乌克兰的宪法特点是强化了总统而弱化了政党，国家权力几乎完全由总统一人掌握，而政党发展没有形成美国“两党制”文化。

乌克兰从建国以来就趋向多党制。在民主思想贯彻之下，乌克兰的资本家、教师、演员等等，不同职业者都有机会坐上总统位子，只要靠个人魅力，政党多数是因应候选人需要而成立，没能为族群和国家服务，这就可能导致乌克兰分裂的族群利益长期得不到制度化的调解。

权力结构的“寡头主义”未清除之下，第二任总统库奇马推行了“私有化”经济改革，自此变相的豢养了一批寡头利益集团，占据公共资源而涉入扮演政治角色，使公共行政体系明显沦为利益集团的“附庸”。因此，英国《经济学人》报道2014年“全球裙带关系资本主义指数”中，乌克兰排名第四，超前东欧和西欧国家。

政党在民主政治载体中，也是稳定社会秩序的元素，而多党之间竞争也需制约及平衡多元政党发展的制度。

由于乌克兰的政党体制被弱势化，家国命运和国家利益就集中依赖总统的权力发挥了。历任乌克兰总统一直都像美俄各自操控的“傀儡”，但相较于历任总统，泽伦斯基正好拥有语言艺术天分，可谓具备优秀领导的条件，既掌握政治信息渠道，又能发挥语言的影响力。于是，他擅用政治语言中的“鼓动功能”，把乌克兰人民的反俄意识化为抵御军事的团结力量；他选择激进的语言挑战俄罗斯做出让步，让支持反战立场的媒体完全被他的语言魅力倾倒；他的“敢言”也对反战团体和非政府组织起很大的作用。

泽伦斯基的个人影响力已超越乌克兰而被视为世界级领袖，尽管他的政治语言多是艺术家而非政治家的。

缺乏行政经验和外交视野的泽伦斯基，在现实中把人民公仆演成了悲剧。当面临美俄势力压境时，他没有退求先“安内”再“攘外”，以化解国内分裂意识为重；他与所有的政治评论家都能预测到战争的坏影响，却仍实现“以卵击石”的悲壮。

乌克兰从金钱腐败、政治危机到战争结果的过程，不可能归咎“西方民主”。因为西方国家的民主体制是受到文化适应的，很多的非西方国家的权力结构和地缘关系各异，应忌讳模仿体制而忽视族群文化适应的问题。尤其是民族历史和族群流动差异较大的国家，制定政策者应以中立性和包容性为基础，以建立超越历史意识形态的国家共识。

或许是“徒有其形”的体制最终害了泽伦斯基和乌克兰人民！而我们应引以为鉴的是，马来西亚频繁的政权更迭对体制的破坏，但愿党派之间能坚守国家共识，自我制约严防超越国家利益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