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9:02pm 18/05/2022

黄爱玲 |《金宵大厦2》值得反思的何止black face？

剧中还有很多“左胶”议题，如〈对倒〉里的地产霸权、〈彷客〉里的单身母亲（社会习惯物化女性身体下的受害者）、〈吃播〉里的人口贩卖等，每一个故事在奇幻元素的包装下都是血淋淋的社会问题。有些人看不到是单纯的敏感度不够；有些人只是单纯不想看到，简单一句“左胶”就合理化了自己对他者的冷漠。

3年前的《金宵大厦》，我看到的是新自由主义发展下“废青”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畸形失衡。（注1）今年，《金宵大厦2》在香港最引起关注的讨论点是〈姐姐〉这一单元中的种族歧视，我无意在此讨论当中的“black face”问题，网上不乏梳理清晰的文章（注2）。
虽然大部分网民的反应并不令人意外（认为所谓black face只是小题大做），但对于早已被视为与世界脱节的TVB出品竟然能引起对种族歧视议题的争论，任值得欣慰——至少开始在讨论了！
近年从香港蔓延至台湾和本国华人群体中的“打左胶”（任何人提性别种族阶级等问题都容易被简单化指责成左胶，但指责者往往左右不分）风潮，在这次的black face讨论中也不例外。身为一名坚实的“左胶”，我决定来一次淋漓尽致的示范，告诉大家《金2》里值得思考的“左胶”议题还有很多。

我们和“姐姐”不一样？
女佣Lulu被迫堕胎是因为害怕失去工作，尽管香港法例保障了女佣的生育权利，不能因怀孕被解雇，但实际情况是另一回事。而本国女佣的境地就更不堪了。根据入境署的规定，在我国工作的外劳一律不可在本地结婚及生育，否则将被遣返回国。合不合理？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新加坡政府规定所有马劳不得在新国结婚和生育，可以吗？这时候又会有人出来高唱“我们不一样”吧！“我们不一样”不就正正是那些自诩高人一等的种族主义者、父权主义者、资产阶级的口头禅吗？100年前美国的白人认为黑人不能和他们坐同一辆巴士是合理的，因为“我们不一样”；父权觉得男尊女卑是合理的也是因为“我们不一样”。很多酸民在疫情期间面对不遵守防疫SOP的特权高官们高喊“我们不一样”（讽刺），转头对着国内的庞大外劳群体也在高喊“我们不一样”（骄傲又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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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居然有一种以“工作”之名的现代奴隶制度可以合法剥夺他人的结婚及生育权，相比之下，black face确实是“小题大做”了。

身障人士及照顾者
〈双鱼〉和〈城寨英雄GO！〉这两个单元都描述了身障者子女和照顾者父母的关系。虽然发展方向和主旨不尽相同，但两个故事的母亲和父亲都曾试图控制身障子女往自己期待的方向走。
〈双〉里的母亲利用女儿的残疾来骗取大众的同情以谋生，但切换成现实，一个基层的单亲母亲如果要边工作赚钱边照顾好残疾女儿，有那么容易吗？〈城〉里的父亲对儿子的不理解，很大程度也跟生活所迫而没有时间给予更细腻的关心脱不了关系。简单归咎为照顾者做得不够好的同时，该不该省思社会制度如何漠视了他们的需求？
无论是对身障者或照顾者，社会很多时候廉价又表面的“正能量”期许也是一种暴力和伤害。父亲以同样患有渐冻症的科学巨人霍金的例子来勉励儿子积极生活，但当儿子怒吼出“这世上只有一个霍金”，我们能不能去思考——是不是成不了霍金，只沉醉在虚拟游戏世界里的渐冻人的生命就是“不积极”？是不是只有“自力更生”（不依靠社会资源）的照顾者才配得上“伟大”？

左胶，so what？
剧中还有很多“左胶”议题，如〈对倒〉里的地产霸权、〈彷客〉里的单身母亲（社会习惯物化女性身体下的受害者）、〈吃播〉里的人口贩卖等，每一个故事在奇幻元素的包装下都是血淋淋的社会问题。有些人看不到是单纯的敏感度不够；有些人只是单纯不想看到，简单一句“左胶”就合理化了自己对他者的冷漠。
在此，借用香港前立法会议员“难民之父”（贬义）张超雄说过的一句话：“如果关注难民和边缘群体的权益就是左胶，那我是左胶！”

（注1）指《金宵大厦——今宵的香港多珍重》一文，黄爱玲撰，刊于2019年10月20日《快乐星期天》。
（注2）指《歧视现象不只在TVB，也在整个香港社会》一文，何正男撰，2022年4月15日发布于“无国界社运”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