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丽玲｜连名字都被剥夺

大家的行为和行动都受到严格的规范、严密的监控——连穿什么衣服都是被规定的。妻子们穿蓝色、佣人绿色、使女红色、没有社会地位的人穿条纹。女性们只能穿长袖、长至脚踝的裙子。使女们出门还要戴上不让他人看清楚她们容貌，同时也阻挡了她们视线的帽子。当权者说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保护女性，因为女性若露出自己的肌肤会撩起男性的欲望。但被压抑的岂止欲望，还有感情和情绪。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爱特伍（Margaret Atwood）在小说《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和续篇《证言》（The Testaments）里描述的，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世界。前者在1985年出版，从一名使女Offred的视角，叙述发生在那个反乌托邦（dystopian）国度的事。Offred不是她真正的名字，像Ofglen、Ofwarren等其他登场的使女一样，她们的代号都是由of这个英文单字和一个男性的名字组成，中译版怎么翻译我不知道，但意思就是“Fred的”、“Glen的”、“Warren的”。使女们卑微得连原本的名字都被剥夺，只配有个显示自己归属于谁的代号。

使女们的存在价值只剩生育。那个名为Gilead的国度因为经历过核事故，生育率骤减，生出畸形婴儿的几率大增。领导们的妻子如果因为年龄或其他因素无法生育，政府就会指派使女为他们传宗接代。但使女不是妾，严禁与领导有私人感情和单独相处。她们的任务是生孩子，无论成功怀孕生下健康的宝宝与否，她们接下来都会被调派去其他家庭，几次调派后还是无所出的话，就会被贴上unwoman非女人的标签，下场堪虞。

或许身为读者的我该庆幸Gilead只存在于虚构世界里；然而，现实中，世界的不同角落里都发生着类似在Gilead内发生的残酷、荒谬、反文明、违反人性的事。譬如，把人关起来“再教育”；譬如，鼓励人民互相监视互相举报；譬如，指责性侵受害者自作自受。

让读者自己填补空白

去年当塔利班夺回阿富汗政权时，我就想到了《使女的故事》。最近，当塔利班下令女性出门必须穿全身罩袍（burqa）、不让女中学生回校上课时，我想起了还未读的续篇《证言》——Offred被带走后的命运如何？

爱特伍隔了三十多年才写下续篇，但针对《使女的故事》的开放式结局，她并没有直接回答读者们的疑问。《证言》的文风与《使女的故事》虽迥异却合理，因为叙事者已不再是Offred。读完《证言》可以知道Offred后来的后来怎么了，但作者却没告诉我们她被带走后随即发生的事。

我曾经上过爱特伍的网课，她会给学生“发作业”，当然做不做功课是学生自己的事。所以我想像那段她没写出来的“后来”是她给读者的功课，让读者自己填补空白。透过填补那空白或许还能发展出独立的故事，然而像大部分她在网课给的作业一样，我还没做这份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