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志教授|南大生的拼搏精神与全球化经济

而新加坡的南大毕业生则与大马的毕业生不一样。新加坡政府从开始不承认南洋大学毕业文凭，很快就改变立场，承认南大资格，并接受可以进入公务员和政府企业服务。自然，早期南大生即使被吸纳进入政府行政体系，一般由于工作语文是英文，而且顶头上司往往是不谙华文的英校生背景，习惯上会瞧低英文较差劲的华校生。除了极少数英文较强的南大生之外，选择进入政府机构的南大生不少都会有一肚子委屈，起码最初数年会有这样的心理滋味。

尽管大马和新加坡的南大毕业生的境遇有所不同，但1970年代中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引发的两次石油经济危机，却给他们带来巨大的转运机遇。随着欧美和日本的工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而大量转移到东南亚，他们的首选地就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而新加坡的亲商、行政效率、人才集中以及低税率，曾一度吸引了约一半的东南亚外来投资。

对于马新两地南大生来说，欧美日外资带来工商业庞大机遇，无论受聘或经商，均无需忧虑政府对其文凭的不承认或“歧视”。外资企业要的是工作能力强、肯打拼及尽心尽力的大学生，英文差一点可以干中学嘛！肯学的话，何愁不能迅速掌握行业的专业语言和运用？出来自行创业或继承祖业的南大生，也在1980年代末期开展和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加剧的全球化热潮中，从深刻社会变革的商业发展中找到新的一片天。

在大马过去半个世纪的马来种族主义统治下，我们可以观察到两种迥异的社会现象。一个是提供养老金制度、以马来人为主的臃肿公务员体系，员工大多因循守旧，改革积极性不高。另一个是较为蓬勃、以华人为主的私人企业界。他们基本没有政府提供的保护伞，事事都得靠自己拼搏以求生存，并取得事业的成功，其中就有不少是南大生。

在融入全球化市场经济的马新社会，能紧随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逻辑，并能看准商机并进场创业拼搏者，便给自己提供了纳入正轨的条件，在南洋大学求学的数年，更给他们配备了一定知识、勇气和自信。这自信就是建立在无需依赖政府，也能走向成功之路。

马新两地南大生成功的案例不胜枚举，他们靠着过人的毅力和智慧，不论在学术界、企业界或其他领域，都敢于面对挑战，突破局限，在困境中创造奇迹般的成绩。限于篇幅，我仅提出较为熟悉的一两个例子。列出的企业并非是唯有的典型模范，其他不被例举的，也许是更为成功和庞大的企业，只能说是无心之过，对此请勿介意。

我想说的就是手套制造商高产柅品(Kossan)的创办人林宽城。据2020年7月初胡润发布的全球富豪榜上的企业家，林宽城个人财富已达11亿美元。当时全球大企业大部分均受冠病疫情影响，高产柅品是少数仍然盈利的企业。

林宽城出身雪兰莪濒海的小渔民，家中兄弟姐妹10名，初中一开始就随着父亲出海捕鱼。两年后他征求父亲同意，让他继续到吉隆坡尊孔独中继续读书到高中毕业，之后考进南洋大学化学系，1970年代中期毕业后赴英国考取化学工程系硕士学位。回马不久便筹集了15万令吉资本成立高产柅品工业有限公司，开始生产橡胶轴承供渔船使用，以及其他有市场需求的橡胶产品。今天，林宽城的高产柅品是全球最大的两家橡胶手套公司之一。另一成功例子是为高产柅品供应化学材料的理建企业 (Luxchem)的创办人邓英仕，他也是同一时期的南大毕业生。

林宽城成功的秘诀在于四点, 即时刻不断努力学习和充实新知识，企业经营模式要有永续发展的空间，生意坚持以诚信获得他人信任，并依靠分析力寻求最佳经营策略以寻求突破。看来，林宽城在南大和英国大学的多年学习，均给他提供了这些自我督促上进的条件。

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换句话说，南洋大学文凭不受大马政府承认，看起来是祸，但这又是造成福的前提，而福又会含有祸的因子。因此，好的事和坏的事也可能互相转化。祸在勇于克服重重困难和拼搏下，能变成福份。反之，福份在懒散、精神溃败和不思作为下就会变成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