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婉玮|香港问题对国家主权的启发

回顾香港回归25年来的动荡，主要出在香港政府履行宪制责任时有许多难为之处。基于照顾社会反弹的感受，当局迟迟没有完成中央要求的立法制约行为，长久搁置了《基本法》中的第23条，造成港独意识在几年内迅速窜起渗透到媒体、大学院校、公民运动之中，在2019年集体化成一部分的社会意识。黑暴事件过后，中央直接拟定了《国家安全法》的草案，而香港政府在中央与社会安全的双层压力下，不能再搁置立法。

不同制度的融合，各方总需有一些牺牲，不过香港仅作为一个“行政区”，对中国政府来说，“一国两制”已是允许香港存留资本主义特色的制度的最大让步。

除了“独立意识”直接破坏国家主权之外，香港其他意识的分类也多少潜藏着威胁，比如认为应该实行“一国一制”、只承认“中华民国的中国”，因此著名歌曲“血染的风采”在各别意识群体之中代表不同的含义和境界，有人用来纪念天安门事件中牺牲的爱国人士，有人用来纪念为战争牺牲的国家战士。总归而言，香港社会意识的复杂性包含在中国复杂的体系之内，而当政府与社会在“两制”之下各自坚守观念时，很难有走进了解彼此观念之差异的动力，且容易遭分化的势力趁虚而入。

香港面临的问题是去殖民化过程的挑战。香港曾受殖民而与中国主体产生分离与不同精神文明是事实，加上世界民粹之风催化主张“脱离“或”独立“的意识型态挑战国家主权，这也是事实。所以中国处理香港问题的经验，可作为旁观者对各自国家治理的启发和借鉴。

香港即使由专制政权看守，能将“港独”压制下来，但社会着实已遍体鳞伤，而我国及邻国应当承受不起类似的代价。

从马来亚独立到马来西亚成立，英国都扮演重要推手的角色，柔佛即是马来属邦的一份子，又是以苏丹国的身份与马来亚有协议，所以每当柔佛苏丹不满联邦政府，便会提醒柔佛有“独立的身份”。苏丹的提醒毕竟只是统治者的辞令，不代表“社会意识”。但另一边的砂拉越，一撮人的独立意识潜伏已久，如今也有了政党组织在推动。

其实大部分人都清楚，在我国炒作“独立”或“退出马来西亚“的议题，不会对国家和社会造成威胁，一来是尚算坚硬的预防外国势力干预的壁垒，二来是国内意识分化仍以“族群”为界限，“独立”相关的话题未能扩大衍生国家分裂的威胁，三来是任何州属想要脱离马来西亚，首要思考的是如何能获得国际承认主权，否则就只沦为脆弱的实体，最终被并吞或被殖民罢了。

但当前社会处在政治裂变的结构，只怕是统治阶层及政府的危机意识赶不上一个个政党成立象征社会多元意识的集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