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好吗?”这是我过去两年说得最多次的一句话。自从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出现,每个人的生命轨迹有了分岔,大家开始重新认识生命,思考生活的意义。在疫情暴发不久,我就突然想到了武吉不兰律(Bukit Pelandok)。
波德申有9大华人新村,武吉不兰律是其中一个。七八十年代,凭藉生猪养殖产业链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成为东南亚最大养猪区,筑起一座养猪王国。无奈,1999年,神秘的立百病毒一举摧毁整座王国,令该新村自此陷入颓势,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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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养猪的风光虽不再,却为新村带来一片悠闲恬静。那么,经过冠病疫情肆虐的武吉不兰律还好吗?为了找出答案,在某个星期六早上,我约了村长陈凤兰会面,一起走访当地产业,看看这些年有哪些新的发展样貌。
报道:本刊 林德成
摄影:本报 陈敬晖
武吉不兰律有福州村之称,95%村民都是福州人,以古田和屏南这两个籍贯居多。“我是客家人,但讲话有很重的福州音。”陈凤兰笑道。随后,她又很自如地转换语言频道,与旁人用福州话交谈。
多年以来,许多政治人物、团队组织意识到新村发展停滞不前,于是想通过社区营造让新村重新启动,利用人文生态的“软实力”活化新村,吸引年轻人回流创业。每个村民都可以决定新村的未来。惟,当每个人心有余而力不足时,新村未来就会充满许多变数,独有的传统特色也会随之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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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长如实回答,这里没有新行业,也找不到新的出路。由于当地缺乏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许多年轻人奔向大城市,或前往三十多公里以外的吉隆坡国际机场工作。在疫情暴发后,直播和网卖成了村民的主力,凡有精湛厨艺都会抓住这波趋势,做起小生意。“丹绒士拔(旅游业)会比较好做,我们这里的景点太散了。”
新村出现人口老化危机
与我们同桌的老猪农李振长语带感慨地说,这边早已变成老人村了。他自觉庆幸,过往曾积攒足够的积蓄,足以应付往后生活。“如果我现在要去打工,人家应该会直接跟我说,‘uncle,你老了,你回去吧!’”
坐在村长隔壁的梁孔量则转型成功的猪农。不再养猪后,他为建筑工程提供水喉安装服务。陈凤兰笑称,他已经是“水喉大王”了,创出另一片天空。普遍上,武吉不兰律的小孩自小得到养猪场帮忙,若是聪颖的小孩可继续深造,无心向学就要继承家业,帮忙家人养猪。梁孔量也是过来人,放学后或学校假期要到舅舅养猪场帮忙,中五毕业后便全职养猪。“那个时候都没得养猪,你是被迫要转行。”他淡淡地说道。
许多家庭是三代投身养猪业,如果没有立百病毒,猪农也许还能延续繁荣景象,武吉不兰律继续民康物阜。历经立百浩劫,政府全面禁止养猪,老猪农手握仅有的资金投入新行业。因城乡差距,青年人口挪到城市安居,促使武吉不兰律出现老化危机,亦埋下了多个隐患,如人口流失、劳动力减少、独居老人的医疗福利等。但高龄社区可不是当地独有的难题,这是每个新村都面对的困境。
多年以前的伤痛,多年以后的唏嘘……
相信大家能够共情,在冠病疫情暴发后,许多人面临未知恐惧,长时间的社交距离令许多人患上抑郁和焦虑症。当亲人因染病骤逝,又无法见到最后一面,无疑对他们造成了心理痛苦、压力和创伤。拉回90年代发生的立百病毒事件,当年的猪农同样面对满溢的哀伤,失去至亲、痛失养猪基业,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
李振长曾有过难以抚平的心理创伤,用了很多年才让伤痛愈合。他的家族三代是猪农,明年踏入古稀之年的他回想此事不禁长叹,“真的,那时候很惨……”语毕,他沉默了几秒。当年,政府为了遏制病毒蔓延,立即快刀斩乱麻,实施毁猪行动,并迅速要求村民搬离,以免感染病毒。“当时大家都在赶紧逃命。”
街上店铺紧闭闸门,电源切断,家里被人破门而入。“我记得(当时)剩下一个人不肯走,他是养牛的,死都不要跑。他说,‘牛就是我的家产,如果我跑了,牛怎么办?’”
饱受人情冷暖,惨遭白眼和驱赶
一场迁离看到了人情冷暖,正因对病毒不了解,许多人对武吉不兰律村民敬而远之。他们要租房时遭受无数白眼与唾弃,深怕对方把病毒带过来。李振长搬到了芙蓉龙城,必须谎称来自波德申才成功租到房。他最初想搬到双溪比力,当他向业主介绍自己来自武吉不兰律时,对方突然拉高音调,“你不可以搬来啊!”他面向我,模仿对方的声调和表情说出这番话。
然而,令他痛心的是无法出席朋友丧礼。“看到报纸(讣告),看到谁死,又没有人来写帛金。我们以前这里的白事很热闹的,每个人会去坐夜。”
“我去到龙城一直流眼泪,现在想回过去还是……痛苦到不得了。我一直跟我老婆讲,‘要怎么办……’”做了数十年,养猪基业就毁于一旦。起初,半夜他还会被惊醒。“我们的‘geran’(地契)抵押给银行,如果你不还钱,就拿不回了。”
在龙城住了6个月,他和家人重返武吉不兰律,早已变成“死城”。当时孩子仍在求学,他不能一直埋怨下去。四十多岁的李振长立即变通改行,先后在汝莱制衣厂工作5年,然后做罗里司机,养活一家人。他喝了一口咖啡接着说,“我现在不驾了,年纪大了,精神压力很重。”
相较于冠病,李振长、陈凤兰和梁孔量认为立百病毒很可怕,是一种未知的恐惧。需知立百病毒的源头并非蚊子而是病猪,患者皆与生猪有接触,只要触碰到猪的分泌物或排泄物就会受到感染。“今天你看到朋友讲发烧,多几天他就没有了。”梁孔量看到每个人都在争取活着,服用偏方续命。
陈凤兰随后说,“之前我是理发的,当时不懂病毒怎样传染,我就有接触到一个病患。我跟他剪了头发,对方过不久进院,吓到我半死。(记者:后来对方怎样?)后来还好没事。”回想此事,她还是心有余悸。
毁猪行动以后,猪农陆陆续续回到家乡。一些猪只因饿昏,冲进住家找食物,结果死在家中。当村民靠近家门就嗅到熏天的尸体腐烂味道。一些猪农看到猪栏变得空荡荡,心如死灰,又忧心债务问题,终日以泪洗脸。这些事迹多不胜数,是武吉不兰律猪农永生难以磨灭的伤痛。
猪栏被毁,猪农转行养鸡种植
早年社区是家庭式养猪,人人屋后开辟一片地饲养猪只。猪栏被毁后,许多猪农赶紧振作起来,寻求新的商机。适逢油棕价格还不错,猪农便开始务农,将养猪地改种油棕树。务农是看天吃饭,也看市场需求。后来油棕价格下滑,冲击了这些新园主的收入。
梁孔量还记得在1999年,每吨油棕的价格大约300令吉,“当时油棕突然变得不赚钱,还要亏钱聘请员工、施肥,所以很多园主改种火龙果。”火龙果市场的身价极高,园主有一亩的火龙果可赚取一两千令吉的利润。因此,园主之间流传了一句话,耕种3亩的火龙果好过10亩的油棕芭。当然,现在太多人种植火龙果,反而压缩了赚幅。
不是所有猪农涌向种植业,许多人还是回到养殖业,把养猪设施改造成鸡寮。李振长在一旁补充说,养鸡的成本与养猪是不相上下,特别是立百疫情后,商家不敢给猪农赊账,只能凭现金购买饲料,猪农还要担心禽流感病毒。
集中养猪区有望重启?
1992年,中央政府想要将养猪行业系统化,把传统的开放式养猪方式变成封闭式,并建议成立集中养猪区(PFA),用科学和系统方式饲养猪只,以改善环境污染、降低人力需求和猪只死亡率。
集中养猪区共有A区(丹那美拉A村)和B区(武吉不兰律),总面积共有1761英亩,拥有374个养猪地段。当年政府提出这个概念后,许多猪农和投资者购买了地段,打算扩大业务。碍于立百病毒事件,政府宣布禁止养猪,令到这项计划中止。不料,这一停就是24年,许多猪农血本无归。
根据2021年森州政府委任养猪区技术委员会的《猪农对话大会》报告,2006年,政府已终止A区的养猪计划,而B区建设工程却出现连串弊病。中央政府在B区花费了7800万令吉建设基本设施,但猪农发现里面设施不完善,屠宰场无法运作、排污系统设备不齐全,甚至养猪场的500米缓冲区也被售卖了。
若中央政府批准封闭式养猪场,猪农得承担经费完善整个设施,以及解决500米的缓冲区。同时,政府不允许猪农出售生猪,一切都要在养猪区宰杀才能出售。简言之,生猪进,死猪出。
纵使州政府真的想要重振养猪业,现在已时过境迁,猪农年事已高,无力打理养猪场。李振长直言,从饲料、人力、药物和运输等,每一样都要预备庞大资金应对。经营一个养猪场就要耗费百万令吉,而这不是包赚的行业。梁孔量接着说,猪农还要等6个月的“收成”,并确保没有疾病才能把猪只卖出去。许多猪农现在面临后继无人,遑论有第二代和第三代接手,反观财团才有能力打造具规模的养猪场。
【追溯立百病毒浩劫】
立百病毒事件是从1998年10月至1999年5月期间肆虐。最早可追溯到1998年9月,当时怡保出现大量猪只死亡和猪农病逝事件。同年12月份,病毒蔓延到武吉不兰律和双溪立百。隔年,政府实施疫区隔离,要求村民迁离,然后在3月份执行毁猪行动,百万头生猪无一幸免。3个月内,立百病毒造成265人受感染,108人死亡。自此,政府禁止当地养猪,而这起事件彻底击溃当地的养猪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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