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应县木塔》翔实的资料数据和充分的分析,陈陈明达为解开《营造法式》的谜团和归纳总结古代木构建筑的设计方法和原理,指明了方向,也为以建筑实例做个案研究的方法建立了典范。如果从1933年开始计算,一直到1978年《应县木塔》的正式出版,这段研究足足花了45年。
陈明达(1914-1997)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史学家。1932年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成为中国第一代建筑史学家梁思成(1901-1972)和刘敦桢(1897-1968)的助手。成立于1930年的营造学社,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建筑的机构,以宋代宫廷编撰的《营造法式》为研究核心。历经朝代更迭,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设计方法已经丧失在历史的洪流中,所幸记录宋代官式建筑设计方法的《营造法式》尚存于世,为解开这个谜团提供了一把钥匙。然而,由于《营造法式》书中使用的术语已经失传,深涩难懂,宛如天书,必须通过与建筑实物的对照来逐一厘清,于是到中国各地寻访古建筑测绘和记录,成了营造学社的工作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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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营造学社后,陈明达延续营造学社的研究方法,重点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和雕塑,以证明中国古代建筑设计是有规律可循的。1959年到1961年,陈明达参与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工作,他表示“在工作中时常感觉到对古代建筑的认识,实际上只是着重于各时代的差别,尤其着重于细微末节。至于为什么有这些差别,是不大说得清楚的。”、“我们既然能够从古代建筑的表面现象中看到它有优美谨严的造型,坚固的结构,丰富、多采、精致的建筑装饰,乃至各种实用宏阔的组群布局,为什么不去追究它能取得这些结果的设计方法、设计原理呢?”为了解开这些问题拟定了研究计划,“决心就若干古代建筑实例逐个分析研究。当时拟定了从唐到明具有代表的二十多个实例的名单。”
《应县木塔》
1962年,陈明达开始了第一个项目《应县木塔》的研究写作。应县木塔(1056)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高层建筑,高度为67.31米(按照现在的标准约20层楼)(图01-03)。研究论文开始于1962年初,完成于次年夏天。论文结合测绘图和照片,曾以少量印数于1966年出版。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陈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回顾这段经历,“遗憾的是,自从此文完成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研究工作竟停顿了13年,直到1976年才重理旧业。”1978年《应县木塔》再版。
根据再版的《应县木塔》编后记,应县木塔的研究工作始于营造学社1933年的调查测量,依据调查的数据,1935年绘制了第一份1:50的实测图。这份实测图和照片在二战期间受到很大的损失。1942年,陈先生依据这份残稿,绘制了一份1:20的详图,以供制作模型之用。1954年,用了两年时间制作的模型完成,期间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通过《应县木塔》翔实的资料数据和充分的分析,陈先生为解开《营造法式》的谜团和归纳总结古代木构建筑的设计方法和原理,指明了方向,也为以建筑实例做个案研究的方法建立了典范。如果从1933年开始计算,一直到1978年《应县木塔》的正式出版,这段研究足足花了45年。
《蓟县独乐寺》
2007年,陈明达的遗作《蓟县独乐寺》出版。实际上,延续分析个案的研究计划,陈先生在1983年开始了〈独乐寺观音阁、山门的大木制度〉的写作,经过多次修订,完稿于1990年。1984年独乐寺建成1000年之际,陈先生曾发表部分研究成果〈独乐寺两建筑的构图分析〉以示庆祝。由于种种原因,出版社没有在收到文稿后即安排出版,并在1999年陈先生去世两年后把缺页的原稿退回给家属。几经周折,《蓟县独乐寺》才得以在完稿17年后顺利出版。
经过多年的研究,陈先生对《营造法式》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加上《应县木塔》的研究经验,他在《蓟县独乐寺》中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运用《营造法式》的模数制度分析独乐寺的实测数据,果然有了突破的发现。这项研究使得人们对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设计方法和原理,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31年,日本建筑史学家关野贞(1868-1935)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现了独乐寺;1932年梁思成主持了独乐寺的调查并发表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这座千年古寺(图04-05)从发现到《蓟县独乐寺》的出版,经历了76年的光景。
虽然陈先生期望研究二十多座古建筑实例的计划只落实了其中的两座,这两项研究树立的标准,却时时刻刻督促鼓舞着后学,在讲求速度和效益的时代,严谨治学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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