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婉玮|土耳其的保守民主能给大马什么启示

选举，本是个别国家的内部事务，但土耳其的选举影响国际局势，主要是它作为北约成员国之一，却在俄乌战争中没有与美国同心制裁俄罗斯。埃尔多安没有参与反俄与抗中而成为了北约中的“另类”。

西方国家认定土耳其选举是一场民主与威权的对决，对它过于投入期待，是因为希望换上新总统能与北约保持一致的步伐。

拿破仑说过“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那么首都一定是伊斯坦布尔”，这句名言突显土耳其在宽广世界中的地理位置和国际地位，既然拥有如此特殊的位置，土耳其的世界观和外交立场不需左倾或右斜，但以国家利益作为中心。

但在外界看来，土耳其保守的民主模式冲击了西方国家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民主争议。埃尔多安在2017年修改宪法削弱国会而致使土耳其的民主倒退，而人民也经历了总统集权化、库尔德课题以及地震揭露的豆腐渣工程等问题，理应全民愤而全力推翻埃尓多安，但现实发展却没有朝向西方所预期的那样。选举结果打破了先前民调的预测，也打破西方国家的预期，其所展示的民主力量也着实让人琢磨。

众所周知，尽管民主是普世价值，但操作模式不是西方国家仅有的那一套，每个地区有其根生的文化和人口结构，各国根据了各自的结构特点及政治现实，发展各自的民主概念和体制，而东南亚与西亚，皆为伊斯兰主义久居之地，同时也承载多元民族。

土耳其不但跨越欧亚，还具有连接西方民主与东方伊斯兰主义的地缘特征，至于伊斯兰主义势力的崛起，与其政治曾饱受军事干预有关。土耳其经历过三次的军事政变，尤其是80年代的军事政变致使怀抱伊斯兰的反动份子对抗军方，至90年代之后，军人势力才逐渐没落，取而代之的是伊斯兰主义的执政党建立了文官体制，军人转向依靠支持世俗化主义反击政府，政坛也开始了世俗化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较量。与亲民主的党派相同，军方也会通过发动民众抗议政府的运动来制衡伊斯兰主义。

土耳其给予大马政坛的启示是，需要维持世俗与宗教均衡发展的体制。在这个穆斯林为多数的国家，去伊斯兰化可能不太现实，不过，从非穆斯林的角度，都希望民族和民主的势力能遏制国家朝向宗教极端。大马的民主模式不需模仿埃尓多安总统开创的伊斯兰主义容忍范围内的民主模式，也不需步向泰式民主，被太多王室与军人的语境缠绕。大马从国阵执政时期到如今政权重组下的希盟与国阵联合执政，一直都是倾向世俗化的马来政治主导思想，这有利于整合伊斯兰主义的价值观，将之置于民主发展之中。

换言之，土耳其总统可以做到将民主元素置入伊斯兰主义，成了保守的民主模式，大马政府也可以有民主容忍范围内的伊斯兰主义，建立民主国家的开明伊斯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