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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4:45pm 17/06/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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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贩运(二) | 性贩运深渊 逃不走不敢逃 给她们希望 重生机会

被贩运到大马的外国人,被逼做些什么?又经历了哪些事?为什么他们没有想到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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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傅思敏、李佳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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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黄玲玲、谭湘璇、受访者提供

被贩运到大马的外国人,被逼做些什么?又经历了哪些事?为什么他们没有想到逃走?

活生生的个案,让活在舒适圈的人们无法想像她们的圈子是多么黑暗,很多被贩运的人口,并不知道他们是现代化奴役制下的受害者,她们甚至有机会逃走,却选择回到被奴役的环境。

也有受尽折磨的受害者,被救出来时以为自己已是一条死鱼,但援助机构的一勺水,给了他们活过来和重生的机会。

阿静还在人贩子手里……

2022年4月,19岁越南籍女子阿静(化名)的母亲,透过一名中介声称替她找到一份在马来西亚餐厅的工作,不仅免手续费,中介还付了母亲2万令吉。于是阿静在中介的安排下,持旅游签证坐上了飞往大马的航班。

抵达吉隆坡被逼

当她抵达吉隆坡后才发现根本不是来工作的,中介把她交给人贩子逼她为娼。人贩子还警告:“我花了1万令吉把你带到这里,生活费和住宿费,我还给你一台苹果手机,如果你要拒绝(提供性服务)就还钱!”

阿静身上毫无分文,人生地不熟,只得接受人贩子的指示,日复一日上班接客,但所赚取的钱直接落入别人的口袋。

1个月后,(Tenaganita)收到一匿名人士的情报,声称在吉隆坡谷中城遇到一女子在哭泣。该组织马上派人到现场,惟投报人已不见踪影,留下意识不清的阿静,她服用了疑似毒品的药物。

尽管护照写着19岁,但阿静的样子非常稚嫩,貌似未成年。妇女人权组织案件管理人阿莉亚(Alya)与阿静交谈时发现,投报男子其实是她的客户,是通过皮条客来买春的。

人贩子手机定位追踪

“她的手腕和腿上都有自杀留下的痕迹,呼吸急促和焦虑。”

阿莉亚接受《星洲日报》访问时说,他们尽力说服阿静接受援助,阿莉亚提供所有信息包括何谓、解析她可能陷入的风险、提供求救热线号码等,以及强调她们那里随时可为她提供一个安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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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想帮助她,还找来翻译员与她沟通,但我们不在同一个频率上,她或许还未真正意识到自己真的可以得到帮助。”

他们尝试用各种方法游说阿静接受庇护,包括可以让她得到越南合作伙伴的帮助,但阿静还未被说服,人贩子追踪到她的所在位置。

不信能受庇护选择离开

“人贩子给她的手机有定位系统,一直跟她保持联系,我们不知道她是否继续受威胁,即便我们再三保证可以保护她,但她不信任我们。更何况并非她亲自求助,而是因为第三者(客户)投报,她才被带到这里。”

阿静在安全屋只过了一夜就选择离开,回到了人贩子那里。

“我们不能违背任何人的意愿而强留住他们。”阿莉亚很无奈。

人贩子凶残杀害逃跑女孩

也许人们会想,为何不直接报警或捣破人贩子老巢救出阿静?

“人贩集团非常凶残,我们必须考虑到自身性命安全。”

涉及打击人口贩运多年的妇女力量组织执行长葛若琳(Glorene Das)直言,她曾经受到人身攻击和性命受威胁,也见识过人贩集团凶恶面目。

她忆述在2013年时,一个人贩集团在蕉赖非洲移民社区的公寓禁锢了36名非洲女孩,其中一名坦桑尼亚女孩逃了出来,透过友人联系上妇女力量组织揭发此事。

这是一项大型的营救行动,必须寻求警方协助。但不幸的是,逃跑女孩还未被安置,就被人贩子抓回去,并残忍杀害。

“对方发来女孩的尸体照片,警告我们如果去营救,其他35名女孩一样没命。”逼使营救行动暂停,交由警方全权接手,非政府组织也难以跟进情况。

所以针对阿静的个案,葛若琳坦言,所有行动必须考量组织人员的安全,若阿静真的不想留下,则难以强迫。他们依然在等待阿静的来电,惟至今毫无音讯。

大部分报案人是买春客

葛若琳透露,该组织处理的众多贩卖人口案件中,揭发者或报案者大部分是预约买淫的客户。

“我不能告诉你确切数字,只能说,是个大数目。

“有客户打电话给我们,或直接把女孩送到我们办公室,当然并非每个客户都心地善良,或察觉到当事人是被逼迫的。”

她补充,这些投报人(客户)不会显露身分,而是会捏造故事,例如说是在路边偶遇受害者,“但受害者会说两人是在酒店见面,说法会有出入,细问之下就能知道投报人就是客户。”

被卖到东南亚 维拉染爱滋

30多岁的维拉(化名)来自乌干达,是4个孩子的单亲母亲。她遇到一名德国男子,对方告诉她亚洲有高薪的体面工作,还承诺有钱后会带着孩子一起生活。

没收护照成泄欲工具

男子开出的条件吸引维拉接受这份差事。2017年,两人飞往泰国曼谷,但一落地,男子就强迫她卖淫,还将她当作泄欲工具,没收了她的护照,让她无法自由行动。

一年后,她又被男子卖来大马接客,她多次想逃跑,但没有护照根本走不了。

她逐渐不再抱着希望。直到2022年11月的某一天,她打扫房间时发现人肉贩子把她的护照留在桌上,她马上把护照丢进垃圾袋,假装出门扔垃圾,然后趁机逃走。在一名好心人帮助下,她来到雪州梳邦一个以南非移民居多的社区。

逃了出来后,维拉却发现自己得了传染病和爱滋病毒。

透过社区朋友的帮助,这宗案件由美国地下铁路救援组织(OUR)接手,后转交到妇女力量组织的庇护所跟进。

阿莉亚形容,维拉刚到庇护所时身体非常虚弱,他们不得不带她来回医院奔波。

案件管理对谈突崩溃大哭

翻查护照记录,维拉曾多次出入马泰。在案件管理对谈中,她会突然间大哭,总会想起自己被贩卖、被的可怕经历。

“她的记忆是支离破碎的,很难记得清事发地点和时间,但我们不能逼她一直回想,因为这会让她更加痛苦。”阿莉亚说。

维拉在庇护所长达3个月,由于身体太虚弱,无法参与消耗精神体力的活动。管理员为她提供单人房,让她休息时不被打扰;若状态许可,她会加入其他人一起看电影。

“我一直鼓励她要放松要乐观,告诉她现在是安全的,要相信自己可以重建生活,不过这需要很长时间。”作为陪伴者,阿莉亚认为受害者要做到全然释怀是非常困难的,但至少要让她心存活下去的一丝希望。

在OUR、妇女力量组织和乌干达驻马最高专员署合作下,维拉终于在今年2月安全回国,目前得到OUR合作伙伴的非政府组织庇护,正在接受一些技能培训以重返社会(reintegration)。

“维拉的身体逐渐康复,前几周也给我发来了一些照片说她正在缝纫和编织,学习一些新技能。”

筋疲力尽 无力跑法律程序

维拉的案子没进入我国法律程序。同许多受害者一样,经历被贩卖、被剥削到被营救,身心灵受创的他们已筋疲力尽,没力气再通过法律途径伸张正义。

“受害者得知感染疾病后会很绝望,因为不晓得还能活多久。”阿莉亚指精神受创的维拉无法提供详细资料,也不记得人贩子的全名,若执意通过法律程序,结果也不会太顺利。

“维拉可能不会被鉴定为人口贩运受害者,反而可能被拘留,这对身子虚弱的人不是好地方,我们认为当下最好方案是先让她休养。”

大部分幸存者不想报警

葛若琳坦言,雪兰莪庇护所大部分受害者不太想要采取法律行动。

“他们不是被警方营救出来的,只想讨回被拖欠的工资、个人物品和护照,只想回家。”遇上这种情况,该组织会先联系雇主或中介协商,再通报大使馆或最高专员署。

葛若琳:“相较于把案件带到法庭,其实私下和解的成功率更高。”

该组织计算过,3年内成功私下和解案件的赔偿总金额将近100万令吉!而人力资源部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一些在《反贩卖人口和反贩运移民法令》(ATIPSOM)下提控的案件甚至无法获得赔偿。

但这不代表私下解决是好方案或走法律途径就注定失败,此现象恰恰反映了涉案雇主更倾向于私下和解,而不是对薄公堂,以免公司陷入可能关闭或列黑名单风险。

也是案件负责人的高雅迪(Gayatri)补充,在与涉案公司谈判过程中发现,很多雇主对法律没深入了解,甚至不晓得聘请外籍员工必须备有合同,并按时发工资单和给予合理休假。

他们的所有决定都要经过当事人的同意,强调以受害者为中心方针(Victim Centred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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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力量组织在打击人口贩运上,始终强调以受害者为中心方针(Victim Centred Approach),尊重当事人的决定。左起为阿莉亚、葛若琳、高雅迪和玛丝琳娜。
南北倡议:司法系统效率慢
“通常与雇主私下和解”

南北倡议(North South Initiative)执行董事安德利柏里拉也认同,通常都是庭外和解来解决:“一方面是我们的司法系统效率太慢太繁琐,成本代价高,也不允许贩运受害者得到法律援助,这是很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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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利柏里拉:目前我国司法系统效率不允许贩运受害者得到法律援助,这是很可悲的。

“与其带上法院然后被困在所谓的政府安全屋,被没收电话、没工作、孤立无援,还不如直接跟雇主解决。”

超过80%案件涉人口贩运

妇女力量组织处理的所有案件,超过80%涉及人口贩运。其中男性在劳动贩运案件中占多数,而在性剥削或性贩运上,妇女和女孩则占多数。

葛若琳指,该组织在2021及2022年共接了大约520宗案件,每宗案涉及至少6至8项侵犯人权元素,这在马来西亚的现代奴役制问题上非极为普遍。

从阿静和维拉的案件就可看到,一系列违法行为就包括欺诈、没有合同、没支付工资、护照被扣留甚至没休息日;一些遭贩卖的也受到身体和言语上的虐待,及食物匮乏。

98%庇护者安全遣返原籍国

妇女力量组织长期与政府合作打击人口贩运,近10年处理了约3000多宗与人口贩运案件,涉及超过1万5000名受害者,其中90%是妇女与儿童,分别各占55%和35%。

妇女力量组织的2个庇护所分设在雪兰莪总部和槟城,收容数百名来自本地和其他至少10个国家被贩运的妇女和儿童,即泰国、印尼、菲律宾、越南、柬埔寨、中国、缅甸、斯里兰卡、印度、乌干达等。98%的庇护者最后都安全遣返原籍国。

受害者在庇护所获得医疗服务、心理咨询及法律支持,也提供技能培训。

“我们拯救的不只是一个人的生命,包括给予他们重生的机会,重建他们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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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部反贩卖人口理事会与警方密切合作,努力打击国内人口贩运问题。(警方提供)
三面环海地理位置优势
马成人口贩运“热点”

马来西亚被认为是全球人口贩运的来源国、中转站和目的地国,原因不外是大马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优势和经济发展机会,无论国籍、性别及年龄的人士,都有可能被运来大马或转运到其他国家。

人口贩运已经是老问题。80至90年代初期,大马经济起飞带动了娱乐和休闲行业,不少妇女、小孩甚至是难民被拐骗到马来西亚从事性行业。国际劳工组织(ILO)估计,马来西亚每个性工作者平均年利润大约是2万3500美元(约10万8400令吉)。

在全球,人口贩运每年为人贩子赚取约1500亿美元,其中990亿美元来自商业性剥削,在强迫劳动条件下雇用佣人的私人家庭每年“节省”80亿美元,惟数字背后,都是一条条人命和血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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