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偶制其实并不新鲜,早在远古部落、母系社会便已存在。作为感情世界的正统,一夫一妻制尽管看似理所当然,但也是晚近的事。因此谈到合意多重关系(Consensual non-monogamy,CNM)多会有两极的反应──“这是个很新的概念啊,我没那勇气尝试……”或“怎么可以倒退走呢?根本是落后的象征!”
单偶制成为了现代化的必然,一定有它的理由。因此当多重伴侣的概念被再次提出来,它强调的是关系里的民主化,把钉在关系中的宰制如金钱、性别权力一颗颗拔走,进而在对等的状态中,建立对彼此都能感到安全的感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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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本刊 梁馨元
实践开放式婚姻的林南妤看似前卫,但在一百多年前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的戈登广场46号,就有这么一群敢于谈论情欲与自由的人。每逢星期四的文化沙龙,昏暗客厅坐满了英国上流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学术与文化圈里有名的人物──弗吉尼亚.伍尔芙夫妇、艺术批评家克莱夫.贝尔、画家邓肯.格兰特等,多数人都来自剑桥大学。
不可思议的维多利亚时代开放多重伴侣!
伍尔芙写过,“在戈登广场46号,没有什么是不能谈的,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这是文明的一次伟大进步。”艺术、知识与爱欲是他们自我完善的方式,他们大胆谈论的,恰恰是在维多利亚时代被礼教束缚的情欲与自由──“性事渗透在我们的谈话中,我们带着同样的热情和自由来谈论交媾和善良的本性。”
他们互相交换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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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爱情与思想的终极自由;戈登广场46号客厅里的人们,几乎有一半曾倾倒于已婚的广场主人,同时也是伍尔芙的姐姐──社交女王画家瓦妮莎.贝尔。
父母去世以后,瓦妮莎卖掉了海德公园门牌22号的旧家,带着弟妹搬到此处,预示拥有自由的开端。这幢乔治亚时期的房子,早晨阳光洒落幽静的小花园,讲述戈登广场46号聚会的电影《广场人生》,便在如此场景中展开。画面一转,伍尔芙与瓦妮莎脱掉了身上令人厌恶的塑身内衣,从二楼窗口丢下去。
这么一个丢弃的动作,仿佛也抛开了传统礼教的桎梏──他们后来成为了开放式婚姻的实践者,尽管“开放多重关系”一词在多年后才被提出来。1907年,瓦妮莎与克莱夫.贝尔结婚,但不同的伴侣始终穿梭于两人的一生──艺术评论家罗杰.弗莱、画家邓肯.格兰特,甚至在1918年她与邓肯的女儿安吉丽卡也诞生了……
不只是自由感,不只是情欲需求……
关系里的无政府主义
在戈登广场46号,情欲坦荡且明亮仿佛从未被规训;伍尔芙姐妹的姑婆对他们的星期四聚会感到愕然,并用“堕落”来形容。对于拥有多重性伴侣这件事,似乎便与“淫乱、滥交”无法脱离关系。然而作为实践者,他们追求的不一定是情欲,甚至不只是自由。
许欣瑞创办多重伴侣资源网“波栗打开开”已将近10年,间中办过多场聊天会,都是实践者的亲身袒露。接触过实际案例之多,硕士论文也以其为研究范围,他继而举出数种进入开放多重关系的路径:
- 对自由感的迫切需求
- 情欲自主
- 心理咨商
- 女性主义
- 关系安那其:安那其主义是一种政治理念,“anarchy”一词源于古希腊语“anarkhia”(即“没有统治者”)。它所提倡的是人不应该宰制任何人,政府也不应该宰制人民,理想的社会应是这个模样。把无政府的理念置入亲密关系,不就是开放多重?
开放必经的辛苦──协商
如果不想在一起,离开会比较快乐
与数名实践者的聊天中,多少都听出了协商过程遇上的难处。从敢于开口,接受后果,彼此妥协磨合……冲突与争吵打破了完好的关系,清理碎片时难免一不小心割伤手。这个痛,却必须继续的动作,即是“协商”。
因此许欣瑞说,“从这里看到的,是还想跟你在一起,只是对方也需要顾及自己的匮乏跟需求。”他本身与交往20年的伴侣亦是从做中学,“那时还没有那么多资源,等于一边吵架一边实验,幸运的是还蛮耐吵,慢慢摸索出一条路,”他笑说。
“协商真的很累,你们会常常吵架,如果没有想跟你在一起,其实离开会比较快乐。”
然而,究竟是为了追求什么,才愿意去经历协商中必然会面对的磨难?许欣瑞强调,是“关系里的民主化”。“并不是我随便做什么伤害对方,但这段关系还可以继续下去,并不是这个想像……”当然他也不排除一部分开放式关系实践者也从出轨开始,那是源于他们缺乏处理的知识与技能。
既然伤害已经存在,但开放式关系作为一种情感的附加程式,更像是让一段关系进入到知情同意的协商状态,而不是一直处于外遇的阶段;且最重要,让彼此在关系中感到安全。
多偶制象征文明落后?
正如动物世界一般,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曾流行于原始部落生态,“多偶制”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在马来西亚,伊斯兰婚姻法亦允许穆斯林男性可拥有最多4名妻子,前提是需获得前几名妻子的同意。甚至在《1976年婚姻离婚改革法》修正案1982年通过以后,大马非穆斯林才正式步入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多重关系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可能是你的友族邻居,或是年事已高的爷爷奶奶,并不如想像中遥远。然而在普遍认知中,“单偶制”似乎又是文明进程的必然,它牵扯的或许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益,或许是基督新教的宗教教义,尤其在发达国家更为流行。
“多偶制”看似落后的象征,因此当多重伴侣的概念重新被提出来,需要强调的是,开放式关系必需与从前一夫多妻制的理念有本质上的不同。
摆脱金钱与性别权力的宰制
讲求知情同意与平等
在婚姻法规定一夫一妻制以前,多偶婚姻难免会出现男性对女性的宰制,尤其当关系建立在金钱的宰制之上。好比女方家里经济窘迫,男方支付一笔钱把她买回家中当小妾──女性不一定有主动进入关系的意愿,或是主动进入了,当她不开心也未必能离开。
直到女性主义、人生而平等的概念越发明确,美国、欧洲开始发展出开放关系或多重伴侣的想像。但许欣瑞强调:“当我们重新提起,它势必不能走回以前的状态,所以一个重要的概念诞生了,就是知情同意。”
知情同意说的,远远不止“我对你目前的行为明了与认可”,而是在一个对等关系里面协商共识。因此蔡持兴表示,在多元开放关系中,达成“共识”最重要。需注意的是,共识是双向共同认可的,而不是因为不愿意失去某些东西而暂时去“妥协”。
对什么达成共识?即是彼此的界限。蔡持兴举出塔米.尼尔森博士的一本著作《The New Monogamy: Create Your New Monogamy Agreement》,并指书里头有一条条规则帮助伴侣讨论,如身体、情感的界限、时间分配等,“有点像限制,但它能让双方更明确知道彼此真正的界限。”
彼此的编剧,写出感情客制化剧本
“你能在外与别人发生性关系,但不能接吻。”
“只有周末你才能去三温暖,平日你都是一个正常的老公。”
“你可以和别人约会,但不要让我知道,因为我还是会难过。”
如此一条条明文规定,对蔡持兴来说永远都不是固定的,而能随着伴侣的接受度进行调整,且必须适时更新。这样的举动,难道不像在为彼此的关系,撰写出一部专属的剧本?
因而林南妤如是说,“开放式关系不把所有关系中该怎样当成范本或蓝图,伴侣之间的规则是通过你们的沟通客制化出来的,会是彼此相处最舒适的方式。”这段关系里从来没有必须参照的范本,伴侣本身就是关系蓝图的建构者。
爱之千姿百态,生而为人总有各异的面貌与需求。以许欣瑞的一句话作结尾──选择进入开放式关系,必然不是“随意做些什么,我还能和你在一起”,而是“我爱你的同时,也需要照顾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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