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山开埠至今近170年,惟早年留下的纪念碑铭却并不多见。其中在绵裕亭义山有一口近百年历史的纪念碑,原本应伫立在义山旧伯公庙侧,后来原址改建殡仪馆,该碑移入馆棚下安置,近年复迁出殡仪馆,移至义山新伯公庙外草坪重立供世人瞻观,细读碑铭中一则饶有人情味之往事。
这口碑讲述的是端亚山先生送地予绵裕亭的经过,碑铭开头称“端亚山先生,希腊国人,柔佛实业大家也,有地在二条半石,与绵裕亭毗连”,端亚山者,即赛‧哈山‧阿末‧阿拉塔斯(Syed Hasan bin Ahmad Alattas),乃家世源于也门海德拉毛(Hadhramaut)的阿拉伯裔商人,碑铭中的“希腊”,实为“亚腊”(Arab)的误写。端亚山在新山置有大量产业,在绵裕亭义山南侧的地带亦名Wadi Hasan,意为“哈山谷”,便是昔日端亚山所持地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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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初,柔佛华侨公所成立,开始接管新山华社公共产业的信托权,其中也包括绵裕亭义山。碑铭中提及,由于义山地段与端亚山的园地相接,大抵是为了避免对方园中饲养的牛羊越界践踏坟墓,柔佛华侨公所便在两地交界处拉起围篱(“圈环铁簕”)。岂料篱笆一立,本来默不作声的端亚山便开口了,告知绵裕亭义山已侵占了他的土地七英亩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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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过去人们年复一年在绵裕亭义山安葬先人,早已不知不觉葬到了端亚山的地段,而又因这些越界埋葬的坟墓“年代既远”,仔细勘察又发现墓茔交错重叠,“坟上加坟”,很难处理,于是华侨公所便向端亚山请愿,也获得后者体谅,慷慨将涉及的地段赠送给绵裕亭义山,解决了一桩本可能变得很复杂的土地纠纷以喜剧收场。感念端亚山的善举,华侨公所特立石碑为永远纪念,于是便有了这口“端亚山送地碑”立在绵裕亭义山上,并留存至今日。
立碑与送匾年份不同
写到此处,便要谈谈端亚山送地的年份问题了。根据“端亚山送地碑”所刻,此碑乃“柔佛华侨公所当年董事同人敬勒”,落款年份为“大中华民国十六年八月九日”(即1927年)。然而新山文史学人张英杰早在十多年前便提出了怀疑。事因在战前中英文报章中,曾分别刊载柔佛华侨公所于1928年7月末及8月中,敬送“特制铜牌”或Chinese Tablet(“中文匾额”)到端亚山府上的新闻。为何华侨公所既已于1927年勒石,又要拖到1928年再送匾?
在我看来,受限于史料不足,上述问题暂时无法一言即解,却不妨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剖析问题产生的时代背景。1920年代的绵裕亭义山管理权问题的处理其实非常曲折,1922年华侨公所向政府申请义山管理权,1923年开始处理牛羊践踏墓地等问题,与端亚山的土地纠纷应该便是由此生起。处理土地纠纷,便要处理土地所有权问题。然而绵裕亭义山地契存在新旧信托人问题,迫使柔佛政府通过立法方式,于1927年订立“直律街华人义山法令”,废止旧信托人权利,并在1929年才通过宪报公布将绵裕亭义山地段指定为华人义山之公共用途,由新山华社负责管理。
换言之,端亚山送地一事,发生于绵裕亭义山地权的重整阶段,在我看来,立碑与送匾其实都是不断“再确认”(reconfirm)的行动,以求在地权尚不明确之际,想方设法将事情确定下来的努力。亦如碑中所言,善与人同,中外无间,即便亚腊、希腊搞不清楚,但多元社会里的互相谅解、包容和感恩,或许才是冰冷法条之外解决纠纷的力量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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