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诗奇｜辽代木建筑里的佛像

根据中国建筑史学家陈明达的研究，观音阁和观音像之间的关系紧密，也就是说建筑和塑像是作为整体来设计的；既不是盖了阁再考虑阁内应该安放什么样式的塑像；也不是有了塑像后，再考虑合适的建筑类型。陈明达通过中国木建筑的模数制度整理观音阁与塑像的关系，“从正面看，两个侍像的距离为2×13材，即观音像，左右胁侍像正好都位于13材的方格在线（图02）。从侧面看观音像在内槽中线的一侧，侍像正在中轴线，均显示出塑像与建筑构图的密切关系。”

奉国寺大雄殿的过去七佛

有别于观音阁供奉一座站立的观音像，奉国寺大雄殿是以最高等级的九间殿形式安置7座高度约8公尺（两层半高）的如来坐像（图03）。巨大的塑像一字排开，使得大雄殿的面阔达到48公尺宽。根据《中国汉传佛教建筑史》的介绍：“辽代时还将一些寺院的正殿设置为‘七佛殿’，殿中供奉现世佛释迦牟尼佛成佛前的过去六位佛，与现世阎浮提世界总教主释迦牟尼佛，共7位在婆娑世界渡众的佛陀。”

根据《义县奉国寺》的研究，“中国早期石窟造像如云冈、龙门等，皆有七佛与本生、佛传、供养天人等题材的造像，雕于石窟侧壁，门楣之上，多为礼佛禅观时的辅助形象，如奉国寺这样以过去七佛为庙堂主像是非常少见的。”

过去七佛按照时间顺序分别是毗婆尸佛（Vipaśyin）、尸弃佛（Śikhin）、毗舍浮佛（Viśvabhu）、拘留孙佛（Krakucchanda）、拘那含牟尼佛（Kanakamuni）、迦叶佛（Kaśyapa）、释迦牟尼佛（Śākyamuni）。大雄殿内安置七佛的顺序，由殿内往外看，最早的尸弃佛位于中央，接着以左右左右左右的方式安置，最后一位释迦牟尼佛位于最右边（图04）。

有关供奉七佛的原因，《义县奉国寺》收集了3种说法：“其一是辽圣宗遵其母萧太后之命，因大乘佛教的流传而塑七佛阐释教义；其二是辽圣宗为缅怀母后萧太后及6位已故功臣而作；其三是按‘人王即法王’的观念，以过去七佛分别对应自辽德祖（追谥）以降的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6位先皇和在位的圣宗本人。”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经过多年的演变逐步中国化。

根据中国建筑史学家傅熹年在〈中国早期佛教建筑布局演变及殿内像设的布置〉一文中的说法：“佛寺中国化的特点就是以佛塔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佛殿为中心，向着中国传统宫殿、贵邸的形式发展。”与皇家关系密切的奉国寺大雄殿，正是这一发展的典型案例。

佛宫寺释迦塔的大日如来

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高67公尺，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木建筑。塔内现存塑像26座，分成五组安置在一到五层。高达11公尺的主像释迦牟尼佛趺坐于底层。傅熹年在〈中国早期佛教建筑布局演变及殿内像设的布置〉一文中提到，根据中国考古学家宿白先生考证，应县木塔的佛像设置“是把大日如来的坛城（Mandala）分解为上下五层排布的（图05）。”

2021年，王南、王卓男和郑虹玉3位建筑史学者共同发表了〈天地圆方 塔像合一——应县木塔室内空间与塑像群构图比例探析〉一文，通过“结合对测绘图的几何作图与数据分析，发现并指出应县木塔各层的室内空间与塑像群皆有着极其清晰的构图比例；其中首层大佛的尺度尤为重要——它既是其余各层佛像的模度，也是木塔建筑的基本模度之一，体现了‘度像构塔’的设计手法。”他们发现，如果以底层大佛为模数（100份），二层和四层佛像通高之和约为80份，三层和五层佛像通高之和为60份，三者呈5：4：3的关系。

作者仔细观察各层佛像布置背后的佛教教义，发现二层和四层供奉的主题属于显教，三层和五层则属于密宗，于是他们推测5：4：3的这组关系并非偶然，而是精心安排的结果。“木塔各层像设布置共同构成显密融合的宗教体系，有学者指出此为辽代佛教之重要特点。”

通过观音阁、大雄殿和释迦塔的佛像布置，我们不但可以接触到佛教的丰富内涵，还可以了解到中国古代木建筑体系在应付不同功能要求时，得以灵活变化，产生不同类型建筑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