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家浩｜港门溯源

前来参赞普渡的乐龄长辈说，中元庙每年只做一件事，即农历七月廿三的中元普渡，由当地“四大港门”华裔居民组织操办。关于这四大港门所指何处，不同人的说法或都略有出入，但一般咸指中元庙周边的爱极乐、武吉波浪（Bukit Beruang）、武吉峇鲁（Bukit Baru）和双溪布达（Sungai Putat）四处地方。从当天午后开始，各路信众便会陆续携带自家准备的供品前来拜祭，也正因如此，这里并不像现今普渡法会上常见的统筹统办、一致划一的一桶一桶福份，而是一箱箱、一篮篮、一盘盘五花八门、充满个性的信众私房货。此外，陈列于先人炉前的五牲，除了烧鸡烧鸭，尚有鱼、虾、蟹、蛤、乌贼，这些海鲜都是生的，螃蟹还会爬，其他则一开始便撒上盐巴，目的据说是为了保鲜。等晚间普渡仪式完成后，这些牲品都会当场下锅烹煮，结合使醮场转做深夜食堂。听老一辈说，旧时还有生猪生羊，待晚间仪式结束后，要将猪羊置入作井的水泥圈中，上面铺干冰以保存到隔天供午宴烹煮，因此夜里还要安排人手，在中元庙守夜顾肉哩。

回到“港门”一词，本地知名学者白伟权以其对19世纪霹雳锡矿产业发展研究为基础，根据英殖民地官员文献对“港门主”的描述，提出了“港门系统”的概念，认为港门一词源于早期南来的客家人用语，原意为江河水道的入口，后来引申指代通过河流实现商品与人口流动的矿区，所谓港门主，既是从马来土酋处获得矿区专利权的华人头家。专研本土地名的学人雷子健则更加直截了当地认为，港门即是早期本地粤客方言群对于矿地的俗称，如霹雳太平的甘文丁（Kamunting）俗称“新港门”，便是一例。

事实上，在如今的砂拉越仍能找到许多“港门”，如在新尧湾（Siniawan）有八大港门，石角（Batu Kawa）则有十二港门的说法。据台湾学者罗烈师的看法，砂拉越的港门即村落之意，因地处临河之故而被称作港门。然而，若欲将港门与矿区矿地相捆绑，新尧湾或许尚能成立，但石角的开发史却是农业色彩浓厚，似乎与采矿关系薄弱。即便回到马六甲，中元庙普渡的四大港门，当地早期产业发展史也以菜园和树胶为主，似乎也与矿业无直接联系。然若退一步言之，这些地处内陆的港门，都普遍与客家方言群有较强的关联。马六甲的四大港门居民原以陆丰人为主，时至今日主持中元庙普渡仪式的也仍是陆丰道士。无论在砂拉越还是马六甲，19世纪中叶的客家移民也确实大都与采矿业相关。

因此在我看来，早期的港门或许真的是对矿区或矿地的俗称，但随着人口流动及产业变迁，便出现了地名泛用化现象，港门一词被使用在新的产业聚落之上，成为与矿无关的村落社区代名词。这就恰如我向四大港门的长辈询问港门为何物，他们先是不解我的不解，进而解释港门就是港门，最后看我一脸呆萌，只好回答说港门就像新村一样。想来我们彼此都知道港门不是新村，却又试图透过年复一年的普渡仪式，反复确认着早已模糊不清的港门及其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