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国家必有课税来推动本土发展,难道消费税对马来西亚竟是祸国殃民的魔鬼吗?
布城财库钱不够用,1.5兆令吉国债高企不下,若要继续赢得民心就必须开源节流,重组课税收益制度,但下周国会提呈明年度财政预算案,仍有个死穴课题未解:政府将会重启消费税来减除财政赤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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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内阁之中掌管经济与内需盛衰的险要掌门人都面对振兴经济乏力的困境。财政部长安华及经济部长拉菲兹皆是来自公正党,两人对重启消费税显得非常忌讳,多次经济讲解会场面虽曾试探水温,但却欲语还休,举棋不定,近几天累得评级公司和经济学家也群起进谏,呼吁不能再对重启消费税迟疑。
多年来我跑遍东盟10国虽独遗漏弹丸小国汶莱但无悔,其中5个东盟前线国都早已采纳各自量身定制的消费税(GST)或增值税(VAT)架构。印尼先在1984年实行,当前税率是10%;菲律宾是于1988年实行,消费税是以消费产品质量伸缩性制定,税率介于12%至18%之间;泰国是于1992年开始实施10%消费税,现已降至7%;越南同样是在1992年实施消费税,它也追随菲律宾伸缩性模式,税率介于5%至15%。
在亚洲经济强国,韩国最早实行消费税,1977年至今保持10%税率;中国是于1984年实施消费税,税率16%;日本也在1989年实行消费税,2019年起税率增至10%;印度是迟至2017年才实行消费税,但税率是介于18%至28%之间,若是令人咋舌应是当地富贫落差过剧所致,需对收入阔绰者征收高课税。
每个国家必有课税来推动本土发展,难道消费税对马来西亚竟是祸国殃民的魔鬼吗?评级公司和经济学者都说,GST或VAT都是异曲同工的消费税类型,在行政上更有效率,而且可以减少两个账簿或逃税的可能性,协助政府优化财政与债务状况。
我国消费税备受争议,纯粹是政治和政客作祟,不把经济基本面看在眼里。2015年纳吉掌政时代实施6%消费税被政敌唱衰,肇因是退税过分繁文缛节兼龟速缓慢,间中并带有选择性优先处理劣行,不少中小企业因现金流受困而怨怼四起。2018年希盟上台即刻“兑诺”废除消费税,9月1日起改以销售与服务税(SST)取代,岂知内需税收就此一落千丈,街坊现又改口说:你苦无我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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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年来财务管治出现抓襟见肘困境,是出于财政预算案资源分配失均,行政开销因官僚体制臃肿而长年远超发展开销,安华掌政也难逃这个宿命。2023年财政拨款有两个版本,去年闪电大选前的国阵版预算案,行政开销是2723亿(占财算的73.68%),发展开销950亿(25.51%);安华上台后今年2月底预算案修订版行政开销则高达2891亿(74.49%)、发展开销为990亿(25.50%),两者策略大同小异,但是安华财算总额3881亿,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4%,财政赤字仍是5%。
距离明年预算案还剩一个星期,国家税收前景却不算明朗。世界银行发出警报,基于外需疲弱,我国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已从4月份的4.3%下调至3.9%。世界银行也透露,若与其他新兴经济相比,马来西亚是与中国及泰国不相伯仲,家庭债务水平都比其他国家更高,直接效应就是会有更多家庭收入被用去偿债,从而消减支出,对内需消费产生连环负面影响。
近日,安华也间接承认内需困境而必须延续补贴措施,道明政府今年向全民发放的补贴(包括电力、汽油和食品等),预计将达810亿令吉。另一方面,经济部长拉菲兹则说,明年开始政府将实施针对性补贴,预计可为政府净节省60亿令吉;至于针对性补贴何时才能启动则遥遥无期,因为鉴定补贴受惠者的骨干数据库系统(PADU)仍在设置中。
问题是,就算是拉菲兹的补贴“新方程式”能及时在明年预算案生效后出炉,从现有的810亿补贴总额减去60亿净节省,减压百分比只达7.4%,国家仍须增加税收才能减除国债和财政赤字。
经合组织(OECD)表明,我国税收占GDP比例已是江河日下,从2013年(国阵纳吉时代)的15.3%降至2022年(国阵伊斯迈时代)的11.7%。比起其他与我国同等地位的国家,它们在同一时段的税收比率已从17.9%提升至18.9%。因此,重启消费税现已变得非常紧要,不能等闲置之。
更重要的是,评级公司认为,要减半我国财政赤字并非是不可能的任务,关键在于,财政部长与经济部长如何联手采取步骤,落力将室内两头大象,即国内生产总值(GDP)之下的“本国税收”与“补贴总额”的两大比率的落差正常化,分别回复到10年前水平,以求“本国税收”调回至GDP的12.8%、补贴总额调回至GDP的2.4%,那么,我国的财政赤字就有可能减至3.5%,让全民也能稍松一口气。
所以我说,希盟实在没有理由继续排拒GST,早在去年大选前,经济学者批评当时依斯迈政府迟疑重启GST,继续依据希盟时代的SST税收制度,结果是白白断送布城税收高达200亿令吉。依斯迈下场如何,大家都知道了,何必多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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