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某夜,忽闻老同学丁父忧,从澳洲赶回来奔丧。我们小学和高中都同过班,彼此也同住一个花园,他生于新山老潮人天主教家庭,而我也有一半的新山潮人血统,又同是为食之徒,对新山的粿条仔颇见执著。犹记得高中的时候,心血来潮,由他开着老威拉,几个吃货绕行新山,在没有智能手机卫星导航的时代,寻访大街小巷,一天内从早到晚,吃遍四五家粿条仔,实现少年不疯魔不成活的粿条仔巡礼。
20年过去,粿条仔在新山不减反增,租拥店面专营者不下10间,食肆档口更不计其数,在大马华人美食版图上,俨然是一座粿条仔之城,且没有之一。究其成因,或许有人会直觉地以新山昔日乃“小汕头”,潮州人居多,潮汕饮食文化影响颇深,造就粿条仔的一地风行。然而这却无法轻松解释为何偏偏仅以粿条仔一枝独秀,其他潮州小吃却未能共襄盛举,潮州菜馆更加凋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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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的人,通常不满足于静态陈述,反而热衷于解释变迁。在新山粿条仔的故事里,既有味觉的变迁,也有城市的变迁,过程一明一暗,交织成戏。一般相信,粿条仔的原型来自另一种潮汕小吃——粿杂,类似潮式卤味,区别在于粿杂的主食是一种米制宽粉(粿片),而粿条仔则一般采用较窄身的米制面条(粿条)。吃法方面,粿杂习惯上会将卤味及卤汁浇置在粿杂上;而粿条仔则会备置一锅卤水高汤,搭配烫熟的粿条,形同汤粉,而卤味则另置于小碟中作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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粿条仔的扩张版图
粿条仔出现在新山,目前最早可追溯至战后初期,据说是老字号“阿蛋”张正和夫妇受新加坡粿杂的启发,加上本身会制作粿条米粉,于是将两者相结合,创造出“粿条仔”的吃法。早期的粿条仔属于便宜地道的街头美食,卤味里鲜少有肉,几乎都是内脏与豆腐鸡蛋之类,但味道咸香,又富内脏油脂,吃不饱还可以加碗粿条,嫌卤味太腻,还可以搭配特制的辣椒酱中和解腻兼提味,除非你不吃猪肉讨厌内脏,否则堪称面面俱到无懈可击。
由于粿条仔烹煮门槛不高,继阿蛋之后,新山又陆续出现一两家粿条仔,营业方式和范围依旧是位于市区的后巷或市场熟食摊。但很快随着1960年代新山周边地区开始工业化。老同学蒙主恩召的父亲享寿八旬,20岁出头便加入消防队,据说同期队友都在一次次的工业区火警中殉职殆尽,唯有他活下来,40岁便获准荣休,领了40年的公务员退休俸。
无论如何,新兴工业区纷纷建立,外地人口开始越来越多流入新山地区工作谋生,再加上1960年代末英澳驻军撤离,造成新山市郊的“花园”住宅房地产过剩,取而代之的是原本的市区人口以及外来人口迁入其中,19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这些花园住宅区也开始出现粿条仔摊贩,即粿条仔版图的二次扩张。1990年代,立百病毒爆发,人人谈猪色变,粿条仔行业里有人开始改为主打卤鸭,竟杀出一条新路,让原本与鸭无关的粿条仔从此多了一味;而猪鸭卤水不同,也让有卤鸭的粿条仔汤汁中多了一股“药材味”,进而令粿条仔与药材产生魂结。然而,这些味道与食材的变化,其实进一步扩大了粿条仔的受众人群,也降低了入行门槛,触发粿条仔版图的第三次扩张。而近10年来,随着新媒体的推波助澜,各种“必吃”、“十大”、“新山”美食介绍、探店及信息推送,进一步强化粿条仔的在地属性,作为地方特色美食,打卡拍照便是必须,并在新币及外部市场的推拉效应下,开始粿条仔版图的第四次、也是首次跨地域的观念扩张。
身为土生土长新山人,粿条仔是童年记忆与少年疯魔,奈何昔日的平价美食现已成金,而人近中年,三高随行,面对咸香油辣,欲试还休。白日梦间,倒也想学学梁山好汉,打二角好酒、切两斤熟牛肉的豪气。前阵冒雨觅食,碰上临收摊的粿条仔,林冲暂歇山神庙,一杯少冰菊花,三两内脏粉肠,两口黑汤下肚,咸香油辣不如过往,长叹道,却是边城市井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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