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巴无国籍学校／01】永远无法“毕业”的那群学生
沙巴州内多达三分之一人口属无国籍人士，不具身分证等合法证件，生活处处都是难以逾越的透明高墙。高墙隔绝的，是包括免费教育在内的基本人权。
难得的是，总有人在试图冲破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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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这些年，沙巴巴瑶族村落冒出一所所学校，为无国籍孩子提供免费教育。Sekolah Alternatif和ISKUL是其中的例子，由大马公民创立，却不受官方承认，这意味着，即使学有所成，学生也不会得到合法文凭，换取明亮未来。
那么，教育又是为了什么？知识真的就是力量？
报道：本刊 李淑仪
图：受访者提供
“你们不只教会我们读、写、算，还让我们了解幸福是什么。”
2024年7月8日，Universiti Alternatif正式成立，是全马首间免费录取无国籍学生的大学，嵌在仙本那一座巴瑶族村落（Kampung Air Hujung）里，简陋而温馨。推介礼当天，一名学生致辞时，如是表达他对老师的感谢。
其中一名老师Shakila听了很是欣慰：“我们偶尔也会忘记，反过来是学生提醒我们，这就是教育的意义。”她认为，学校应该给学生带来快乐和安心，而非压力与惩处。“他们居住的地方已经乱糟糟，我们希望学校可以成为──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一个让他们感到被珍惜的空间。”
筑起这些空间的，是非政府组织“婆罗洲之友”（Borneo Komrad），核心成员曾是沙巴大学学生组织“大学生之声”（Suara Mahasiswa）与“大学生文学俱乐部”（Kelab Sastera Mahasiswa）一分子。在校时，他们走入社区，为边缘群体派送食物、教授技能；毕业后，他们热心不灭，想要用自己的力量持续贡献。
2017年，婆罗洲之友创办人Mukmin Nantang独自进驻Kampung Air Hujung，租了一间房，在资源贫瘠的地方，从零开始推动基础教育。
这是Sekolah Alternatif的雏形。
2019年，斗湖也展开了类似的善举──有成员将帆布铺在地面，就这样开始露天教学。慢慢地，这些外来者获得村民信任，为老师搭建房子、课室，进而蜕变成一所所小有规模的学校。
目前，Sekolah Alternatif在沙巴共有4间分校，给予150名无国籍学生中小学教育。今年，在毕业生诉求下，村里迎来Universiti Alternatif的创建，给孩子捎来一丝希望。
“小孩教小孩”模式打破隔阂
在仙本那另一座名为奥马达（Omadal）的海岛上，同样为当地巴瑶孩子提供免费教育的学校──ISKUL，即将在明年迈入10周年。
学校创办者，是来自太平的蔡亿佳，此前曾在媒体公司负责软体开发。
因硕士论文锁定海巴瑶族为研究对象，将她带到奥马达海岛上，原先戴着将原住民浪漫化的滤镜，很快被现实粉碎，目之所及是小孩吸胶毒、四处向人讨钱的景象。蔡亿佳后来才了解，这些巴瑶小孩没有大马国籍，不能就读政府学校，也没有经济条件入读私营学校，以致终日在街上游荡。
结束研究工作后，蔡亿佳在沙滩碰到一群孩子正在嬉戏，发现其中有个女孩会说马来语。
“她有公民证件，有在政府学校上课。我让她问其他孩子，要不要去学校读书？他们都说不要，有人说因为害羞，有人说自己不厉害。”那么，如果让他们的朋友──这名会说马来语的女孩当老师呢？这次小孩纷纷点头。
内心隐隐感到的不妥，终于找到貌似可行的解决法案。
蔡亿佳与当地妇女合作，召来4名十来岁有上学的巴瑶小孩，教导无国籍巴瑶小孩简单课程。试验班回响良好，ISKUL随之诞生，在2015年8月正式开课。通过脸书发文分享，她在数天内筹足一年所需的经费，每名小老师也能领取50令吉月薪。
走过9年时光，ISKUL的上课空间从五脚基换到独立茅屋，老师团队也有了成人的加入，并计划在不久将来打造一所数码实验室，不让学生从科技时代脱轨。
根据现实情况，解决需求问题
曾经参与社运的蔡亿佳相信，改变必须由下而上推动才会奏效。
ISKUL正是这么运行的，无论校长、老师或管理员，都由当地村民组成。蔡亿佳扮演的角色，是将外头的资源输入村子里，依据学生需求改善环境条件。
教学也是如此。正规学校实行的制度，不一定适用于另类学校。
巴瑶族村落面对最现实的问题是，缺乏水电供应和垃圾管理系统，卫生条件不甚理想。外来志愿者很快发现，在课业以外，学生还有其他更迫切的需求。
因此，Sekolah Alternatif除了教习马来文、数学、哲学思想、写作等核心教育，也带领学生开展户外项目，包括打造垃圾管理系统、耕种菜园、饲养家禽、美化村庄等等。
负责婆罗洲之友行政事务的Shakila解释，当地社会（大马公民）常常责怪无国籍巴瑶人肮脏、懒惰，视他们的村庄为危险地带、坏人聚集地，“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得不到系统化的支持，只能将垃圾丢进海里。所以我们准备垃圾桶、美化环境，在村里营造良好氛围。”唯有扭转主流社会负面观念，才能协助他们摆脱歧视恶循环。
在ISKUL，正规课程则涵盖马来文、数学和艺术科目，并分成3个级别。完成后，学生会接受技职培训、英文和数码教育。然后呢？
在这些另类学校里，并不存在真正的“毕业”。
蔡亿佳尝试在做的，是尽可能为他们找寻更多维生途径。“所以我们有数码班，ISKUL的YouTube频道已经能够兑现，他们可以学习如何创作影音内容赚取收入。编织是巴瑶的传统手艺，接受培训后，他们可以将手艺品拿去卖。”
无国籍孩子还可以有其他憧憬吗？
Shakila记得，当初要学生说出志愿，得到的回答跳脱不出洗碗工、服务员或搬运工的想像。没有合法证件，不能自由移动，这是从小困在村里的无国籍孩子仅能看到的世界。
Sekolah Alternatif的固定师资不足15人，由婆罗洲之友成员和毕业生组成。学校也常邀请不同领域的朋友担任志工，让学生看见从未想过的可能。“每当有村外的人前来分享知识、传授技能，他们才知道原来还有其他就业机会。”
这些志工朋友里，有森林保育专家、电影工作者、手艺匠人等等，其中也包括本地唱作歌手林水草，负责指导学生弹弹琴、制作简单动画。过程中，她曾邀请一名具有创作天赋的学生合作写歌，再让8名孩子以巴瑶语和苏禄语献声录唱。
“这些学生都很了不起，比我更有才华，只差一个机会。”
在她看来，Sekolah Alternatif透过这些活动和对话，目的是建立学生的自信和尊严，“这里的老师常说‘memanusiakan manusia’，大意是怎么做一个好人吧。一些学生曾有不好的习惯，比如为了抵挡饥饿感而吸胶毒（强力胶比食物更便宜）。接受教育后，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改变。”
Shakila也把学生的改变看在眼里。
“很多学生原先比较害羞、不敢发言，现在他们几乎一开口就不会停。”她笑说，“开个会议可以长达两三个小时，有时我们也受不了。”
改变不只发生在学生身上。
“以前，我们很难获得家长的信任，家长会问，孩子变聪明了，可以做什么？现在家长会鼓励孩子上学。学校有活动，邻里的社区也会来帮忙。”
教育，让学生体现自己的价值
是啊，如同家长曾有的疑惑，当无国籍孩子被排除在官方体制的支持系统之外，为他们提供教育，最终是要达成什么目的？
在无国籍社群里培养年轻领袖，是ISKUL的创校宗旨。
一路走来，蔡亿佳可曾见过成功例子？“很多，比如冠病疫情期间，在老师带领下，学生穿着防护服到社区里派发食物，看见他们有能力回馈社区，让我感到骄傲。虽然过程很慢，我们希望他们会成为changemaker，直到有天接管学校。”
Sekolah Alternatif也有相同的期盼。
“我们希望学生可以成为领袖，为自己的族群带来改变。”Shakila说，“目前我们也看到事情正往这个方向去。”
林水草分享，有些毕业生会在职场里要求起薪，不再容忍不合理的待遇，“看到他们从一个不知道自己价值的人，变得那么有自信，原来老师的付出是有效的。但我觉得，这不全是老师的功劳，学生本来就很优秀，学校只是在辅助他们发光而已。这里的学生是很empowered的。”
如同Universiti Alternatif的成立，也是源自Sekolah Alternatif毕业生的诉求。
采访当天，大学才运行不到两周。Shakila说，与学生讨论后，发现他们想学的东西很多，包括海洋学、化妆、法律、巴瑶族历史等等，“我们会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用我们有的资源开设这些学科。”
讨论会上，如今再问起学生的志愿，有人想成为小说家，写出他们的故事；有人想当平面设计师，传达心中的讯息；有人想要成为社运分子，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就像当初走入村子帮助他们的老师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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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合法证件，不具大马国籍，单单存在本身已经违法。
这些无国籍人士不享免费医疗、教育等基本人权，没有合法居住地，还得时刻担心执法人员出没，摧毁他们本已摇摇欲坠的生活。
如何可以摆脱这样的生活？常说教育可以改变命运，在同样“违法”的沙巴无国籍学校里，投身在这条路上的志愿者，也时常在希望和无助之间来回摆荡。
报道：本刊 李淑仪
图：受访者提供
18岁巴瑶男孩Jai，在介绍自己时，不避讳将“undocumented”（无证）字眼放入简介里。他是Sekolah Alternatif最早一批学生。那是一间设立在巴瑶村子的另类学校，由非政府组织“婆罗洲之友”（Borneo Komrad）创办，为村里的无国籍孩子提供免费中小学教育。
在另类学校出现以前，年届11岁的Jai还是一个不懂得读书写字的孩子，如今不仅有能力担任助教，也掌管学校菜园，负责村子的垃圾管理。
“在学校，我可以学习哲学思想、批判性思考，了解村里有什么问题，解决方案又有哪些。我们也学会很多技能，包括制作手工艺品。”
他的同学Suraida，今年17岁，在2017年入读Sekolah Alternatif。
“我们这个村子，很多人都害怕进来，所以有NGO到这里给孩子上课，我是其中一个喜欢跟着他们的人。以前我很顽皮，喜欢闹事，我不会忘记Mukmin老师（婆罗洲之友创办人）时常耐心地劝说我。学校也很重视我们的喜好，不会强迫我们学习不喜欢的科目，但老师不会放任不管，而是会跟我们一起寻找真正的热忱。”
6年过去，这批早期学生也算是毕业了，但他们不想停止学习。
“我拥有的知识很少，还想学到更多。”Jai说，“可是我们成年了，家里会批评，问我们还要在学校待多久，是时候要思考养家、结婚。”
如何让村里的长辈同意他们继续求学？这群学生后来想到──离开学校，晋入大学。
“我们去问老师，可不可以有一间大学？我们会让老人家明白，大学与学校不同，学的知识更深入，也打算半工读。”
得知学生的诉求，婆罗洲之友在今年7月正式成立Universiti Alternatif，是全马第一间免费为无国籍孩子提供高等教育的学府。
无国籍者最难忍：无处不在的压迫和歧视
问Jai和Suraida的志愿，他们不约而同地说，想在大学深入了解巴瑶族历史和法律知识，将来当社运分子（activist），为自己的族群争取权益。
这个念头的萌生，源于日常无处不在的压迫和歧视。比如在海边打工时，Jai需要承揽额外的粗重活，“有时我才刚坐下休息，他们就会生气。”相同的事情并没发生在其他员工身上。“我从早上7点工作到傍晚5点，每天领到30令吉。起初我很开心，后来才觉得不合理。”
身为无国籍者，Suraida也很难接受，为何仅仅少了一张蓝色身分证，就不能享有免费医疗服务。“我们生病时，被迫缴付很高的医药费。这是关乎性命的事，而我们同样是人类。这对我来说是最残忍的压迫。”
为了迎接Universiti Alternatif的成立，学校曾展开巡回活动，带领数名学生拜访沙巴大学、其他另类学校和相关组织，招生之余，也探讨提供实习的合作可能。
6月14日，巡回活动来到最后一天，众人前往亚庇市区游览，却遇到警察阻拦。即使已经展示海巴瑶信件（Surat Lepa）、诊所卡、国家社会福利局信件、村长确认信件和学生证，他们还是没能过关。一名老师与8名学生被扣押一周，其中3人仍未成年。
“这是我遭遇过最大的压迫，让我想要成为社运分子。”Jai说。“我们想要跟大家得到同等对待，合法证件很重要，给我们机会实现志愿，我们无国籍人士只是想要这些。”
Suraida说，“压迫的行为越发猖狂，大学的出现，给了我们全新的力量，这股士气越来越激昂。”
可回到现实，这份希望也许还是稀薄。
办校者的希望：歧视止于年轻世代
在法律上，这些另类学校始终处在灰色地带，不获官方承认，经营者从来都不容易。
负责婆罗洲之友行政事务的Shakila指出，在西马半岛，有些罗兴亚难民学校获准以私营学校的名义，向教育部合法注册，“但在这里，却没有这个选项，没有政策或系统支持我们。简单来说，Sekolah Alternatif和Universiti Alternatif是违法的。”
随之而来的，是执法单位施予的恐吓与胁迫。“警察有时会来这里看看，我们的学生会感到害怕，甚至不敢来学校。很多另类学校因此关闭。”
6月4日，仙本那海域上百间巴瑶木屋遭地方当局拆除、焚烧，很多无国籍人士在恍惚间失去家园。婆罗洲之友是村民拨电求助的其中一个对象。
“我们有对此发声，后来又发生学生被捕事件，我们也被迫关校，因为警察一直来访，家长也很害怕。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我们只是提供教育而已。”
位于奥马达海岛的ISKUL，是另一所无国籍学校，办校之路也是阻碍重重。
当地情况是，岛上村子住着大马公民，无国籍巴瑶族群则居于相邻的海上。两个族群的日常相处中，ISKUL创办人蔡亿佳委婉透露，系统性的歧视确实存在。ISKUL也好，无国籍巴瑶社区也好，不是所有岛上村民都能坦然与之共存。近期，因为当地权威的阻扰，原先答应给予辅助金的企业后来反悔，学校的发展计划被迫搁置。
蔡亿佳希望，歧视的心态不会发生在年轻世代身上。
“ISKUL除了给予教育，也是两个社群孩子可以互动的空间，这样他们才会理解彼此。”大环境存在系统性歧视，但改变也在悄然发生，“在学校里，我们看到大马籍孩子可以跟巴瑶孩子坐在一起吃饭、交朋友。”虽然这样的案例不多，但她相信，只要有人愿意搭建桥梁，情况终会慢慢变好。
志愿者的动力：孩子对学习的热忱与快乐
压迫和歧视，让这些无国籍群体持续困在贫穷恶循环，知识和教育也难以帮助他们逃离。
蔡亿佳指出，早婚和早育是当地常见的现象。当学生学有所成，转而成为老师，“十六七岁，父母就要她们结婚，纵使我们有给她们不错的津贴。”
不久以前，她曾协助怀孕的学生注册红簿子（buku pink），“即便政府政策允许无国籍妈妈注册，但护士却不帮我们注册。整个环境很不友善。所以这个课题很复杂，不是给他们教育就没事了。”
在Sekolah Alternatif担任志工的唱作歌手林水草，也有相同感受。
“你很难教他们何为责任感和纪律，这也不是他们的错，他们会觉得，这么努力是为了什么？”学校以外的生活尽是窟窿，不是每个人都能看见自己想要的未来。“他们比B40（低收入群体）还艰难，孕妇不敢到医院生产，老师们帮忙救过几个婴儿；屋子常常火灾，收在家里的积蓄全都烧光；女生要担心自己的安危，男生也有心理压力……”
惨痛说不完，但她也看见这些小孩懂得如何找寻快乐。
“如果你有机会来这里，你会时常听到他们在唱歌，有时老师带他们去爬山，女生也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复杂，好坏的情绪都很饱满。”
孩子的快乐，也是这些志愿者可以持续往前走的动力。
蔡亿佳说，早上8点的班级，学生7点就已等在外头，很是兴奋，“我想，是他们对学习的热忱，让我没有选择放弃。”
Shakila与伙伴这些年的付出，并没有白费。“我不能无视我所看见的，无国籍社群的情况很糟糕。教育可以带给他们希望和光亮，我们确实有看到改变，路上也结识很多同伴，现在还不是我们言败的时刻。”
打造双赢局面：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他们才能回馈社会
要争取最终胜利，还需更多来自各方的支持力量。正如他们所说，公民权课题，看似只关乎一纸证件，背后牵涉的却是庞杂的结构性问题。
“所以我一直在倡导，让整个社会一起合作。”蔡亿佳建议，“政府必须先有政治意愿，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囊括非政府组织和无国籍社群，跟他们对话。可以跟这些单位对话，也是我们教会巴瑶孩子马来文的目的。”
她也相信，每个人都可以贡献。“我们有公民权已经很有力量。冠病疫情教会我们的是，一个社会有多强，完全取决于最弱势群体的处境。给他们教育，他们才能回馈社会，也能减少社会问题。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Shakila也抛出质问，“连一条路也有路名，有身分。为什么身为人类的他们却不被认可？”她希望，往后若发生什么事，社会舆论可以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看看这个课题有多复杂，同时也看到我们持续抱有希望。”
以志工身分接触无国籍孩子与婆罗洲之友这些年，林水草深有感触的是，“原来除了生气和不满，我们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做，把愤怒化为行动。当你开始行动，你会发现自己并不孤单，原来还有其他人也想跟你一起做这些事。”
当然，她们无不期盼，眼前的工作会有结束的一天。
因为，在理想国度，Sekolah Alternatif和ISKUL本就无需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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