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仍在臺北。有時會收到邀約去其他學校或活動參與文學的閱讀會,可能是對彼此寫作的交流,或一同共讀某位作家的作品,分享自己的閱讀心得。偶爾聊聊天,認識身處不同專業領域卻擁有相似興趣的人,也是件有趣的事情。當中頗具印象的是“吹鼓吹詩雅集”,因為友人是活動主持人,每當此次活動較少人報名時,就會特別私訊邀我湊數參與。
從古亭捷運站2號出發,步行10分鐘便可抵達紀州庵文學森林書店,走上三樓推開平常關閉小房間就是活動場地。每場活動約莫有15人參與,其中不少是從其他縣市特意趕來,結束後又將乘火車回去。就像上世紀的老朋友聚會般,我們在一個偌大的空間將座位圍成一圈,手握一疊剛列印出來未署名的文本,一個個輪流將紙上所寫的文字,用自己的節奏朗讀出來。紀州庵書店的三樓沒有篝火,卻能看見烈火似的想像力,不斷從他們的口中湧出,在談話間構築彼此新造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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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固定的主持人外,詩雅集活動還會邀請一位最近出書的作家過來與我們共讀,以作品匿名的形式,討論和評點彼此最近寫作的作品。在場沒有明確的主講人和觀眾的身分定位,即是分享人也是聆聽者。有時我會一邊聽他們分享閱讀心得,一邊觀察視線內所有相熟和生疏的面孔,將目光一掃而過,不斷揣測這篇到底又是誰的作品。
19歲少年與70歲老男人相鄰而坐,不需要互相恭維,亂說話也沒關係,前輩作家與後輩的年齡差距在此也是無關緊要的事情。作品的討論並非在評文學獎,不必在意功利,議題導向,結構框架和完整性,更不需要去競爭彼此文字的優劣性,每篇都像是清澈自然的純粹詩心。每個讀者的專業與生活經驗都有限,偶然能聽到不少迸發出的有趣觀點,賦予作品意想不到的想像視野,這都是一個人閱讀的過程中,難以汲取的意外收穫。
對一個文學新人來說,經常難以掌握自己對文字的見解,無法判別自己的文字究竟是好是壞,是否在一條歧途上漸行漸遠,他們需要讀者更需要得到認可。這類作品分享會並不像作家講座般對聽眾進行單方面的輸出,而是模糊兩者的角色,通過互讀和討論來交換彼此的文學觀點。這也不像副刊或文學獎項,只有投稿和刊登,缺乏中間作者和讀者交換意見的過程。詩雅集的每個寫作者都能現身,講述自己的創作動因和手法,駁斥讀者的觀點,貼近作者與讀者的聯繫。
這都是我在馬來西亞較少看到的活動類型,我想若有一個現實空間能相互成為彼此的讀者,偶爾交換閱讀給些建議,彌補自己寫作時難以發現的缺陷,是挺重要的事情。尤其遇見許多明明富有才華卻生性懶散的寫作者,彼此追稿和施加壓力,讓一個人的寫作變成集體性的互相監督與勉勵,都能為文學的熱情續命,否則許多人一年都未必會有一篇的產出,然後就漸漸消失了。就像我的許多作品其實也都是在各種讀詩會中亂寫,被逼出來的。
當然一切的理想都需要有經濟支撐,臺灣詩雅集活動的場地、茶水和主持等費用都由詩人白靈老師贊助,我常笑說:這是退休老人沒事做,拿著退休金在派紅包做善事,反正都是做功德,拿去投香油錢和投入文學也沒什麼不同。有時候只要有資金贊助的投入,交由精力旺盛又富有熱情的年輕人去進行,許多文學活動也都能漸漸地辦成。好比詩雅集每一代的活動策劃都是對文學抱有熱情的大學生在經營,讓文學的寫作和討論走出固有的領域,散播到所有對藝文活動感興趣的人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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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潘受将船票让予郁达夫,辗转逃离新加坡,抵达重庆。他是少数战乱中仍持续创作的诗人。细读其逃难诗作,几乎可勾勒出一条逃亡路线。其时,他携妻小乘渡轮离新,“为避敌追袭,船迂回于印度洋中者十余日,然后渐脱危险地区。”(〈避寇印度洋舟中五首〉)。船上颠沛流离,风声鹤唳,一对子女仍为他举杯庆生,全家守岁,不知浩劫将至。
〈八月十日日本天皇乞和,十四日正式投降〉一诗中,潘受难掩内心的激荡与雀跃:“日本投降了,家家喜可知。满城鸣爆竹,拆屐赋围棋。消息还如梦,疮痍待洗悲。满装双足是,破涕抚妻儿。”此诗不同于他一贯的典雅古风,兴奋至极,情感奔腾直泻,流露自然。
1947年,潘受决定离开重庆,再返新加坡。劫后余生,家园待重建。新马社会命运相依,华人唯有自求多福,更加积极在动荡中谋求立足之地。他回到新加坡怡和轩,追忆故友郁达夫横遭不幸,感慨悲痛。郁达夫自1938年受聘于《星洲日报》,主编纯文艺副刊《晨星》和《文艺周刊》,新马文艺事业本已步入正轨,然战火摧残之后,重振之路更显艰难。
英殖民地政府对华文教育诸多限制,华校发展空间受阻。中小学华校得以迅速复兴已属不易,若再创办一所华文大学,更是难上加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潘受辅佐陈六使筹建南洋大学,成就新马华文教育史上的一桩美谈。1953年,他受邀加入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积极投身筹备工作,为华文高等教育奠定基石。《南洋大学创校史》中的陈六使序文,或出自笔力深厚的潘受之手,文辞庄重典雅,精准传达创校初衷,足见他对陈六使办学理念的深刻体察。
“余之胆所以如此其大者,盖借我三百余万华人之胆以为胆耳。余之志所以如此其坚者,盖恃我三百余万华人之志以为志耳。”正是怀揣这样的信念,潘受毅然投身其间。1953年2月,278个社团齐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众口一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肩负重任,亲自洽聘首批教授,协助文、理、商三院主持校政。然而,开课在即却突发“林语堂事件”,校长临阵辞职,南大陷入危机。此时,潘受再应陈六使之邀,出任南洋大学秘书长,全力稳住校务,带领南大挺过建校初期最艰难的4年。
如今,潘受的事迹屡被提及,甚至有人认为,若非他当年力挽狂澜,南洋大学“怕已开不了门”(〈海外庐诗〉原跋)。1955年,南洋大学正式开课,开学典礼上,校旗迎风升起。这面“三色光环”校旗,正是潘受亲自设计并撰文释义。其子潘思颖于1997年在〈从牌坊大门说到相思树〉中回忆:“我的妹妹(当时南大第一届学生)潘小芬,按照拟定的尺寸,画了准确的图样交由工匠制定。这迎风飘扬的校旗把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告诉千千万万东南亚关心南大的人民:‘今天是我们海外华人教育史上最光荣的日子!’”(《联合早报》,1997年8月3日)自此,新马华文教育史翻开崭新篇章。
然而,1958年,英殖民地政府褫夺了潘受的公民权。1959年底最后一天,他正式向陈六使呈辞,并获准于次年2月15日新学年开课前离任。辞职函中写道:“兹谨趁首届毕业生步入社会之日,退避贤路,修函恳辞。”果然,他洒脱离去,不再回首。
1960年4月2日,南洋大学于云南园隆重举行首届毕业典礼。是夜,中国文学研究会在云南园举办诗人雅集,由中文系老师刘太希、佘雪漫主持,汇聚新马诗坛名流。然而,素爱诗词的潘受却未曾现身。他仅留下一首诗,并附注述及自己原拟出席雅集,惜因雨未果,后收入该会编纂的《云南园吟唱集》。
多年以后,潘受再提笔写南园:
“年来世事不堪论,话到喉头咽复吞。多谢海风吹雨过,暗将吾泪洗无痕。”
此作是《丙寅冬至后二日重过南园七绝》之一,写于南洋大学关闭后的第六年。1986年冬至,潘受旧地重游,举目惆怅,不复言语,然历史自会铭记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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