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布满错误认知,以为性侵害(sexual assault)都发生在女性身上,只有女性会是受害者,男性都是施害者。人们普遍认为,男性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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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这些刻板印象,加上可恶的有毒男子气概(toxic masculinity),让受到性侵害的男性难以启齿。
报道:本刊 白慧琪
摄影:本报 赖国华
事情发生在教育中心,那个男性老师说要给男孩安排特别课程,把他叫到厕所里去。所谓“特别课程”竟是口交、手淫,老师还告诉他,“这是男孩子之间很正常的事。”
马来西亚性学会(雪隆区)法律顾问陈金玉曾担任旁听律师(watching brief),她分享其中一个个案,那名“老师”在业界极负盛名。施害者的名人光环让男孩难以开口,担心没有人相信他。他不想再去上课,家人还以为他懒惰、逃避。一年之内,事情重复发生几次。等到和同学聊天时开口,他才发现自己不是一个人,同学有相同遭遇。
在父母陪伴下,男孩报了警。陈金玉提醒,“身边人的陪伴其实很重要,会让他知道他不是孤军作战。”报案后,警方调查官(Investigating Officer,IO)展开调查,将案件交给检控官(Deputy Public Prosecutor,DPP),最终决定提告。当时男孩还未成年,案件得以在布城儿童性侵案法庭,审讯时法庭清空,不相关的人士都被请出去,保护他的隐私。
被告最终被判处无罪释放。陈金玉解释控方败诉原因:
(一)缺乏人证物证。事发在密室,没人看见,无法直接指证施害者,只能靠旁证(circumstantial evidence)。旁证不足就比较吃力。
(二)口交严格来说没有伤痕,因此幸存者报案时没有到医院验伤,没有医药报告。她也无奈表示,即便验伤也不一定验到什么。
幸存者的认知:报警,只为做个了结
另一起,施害者是学校男性老师。课后大家一起到老师家补习,男孩被选中。老师有事要单独和他谈,实则把他带到另一个房间,亲吻他的嘴。他吓傻了,不知怎么回应,也不知怎么说出口。
时隔好多年,大家都毕业离校了,聊起才发现,老师还在对其他学弟做同样的事。报警,大家都觉得需要报警。
“不管结果怎样都好,他们就是要走这段司法之路。”陈金玉说,对性侵害幸存者而言,这是一个未尽之事,即便隔很长一段时间才报警,是希望有个了结。然而,只有男孩那一起案件被带上法庭。
遗憾的是,证据不足,败诉。因为事发那个阶段,他没有告诉父母,只跟朋友提过。在庭上,他的证人只有调查官和当时倾诉的朋友,证据真的什么都没有。
知识就是力量:适当的性教育助孩子辨认错误行为
陈金玉点出两个个案的共同点:当他们发现还有其他人受害,就觉得“必须做些什么”,不然施害者可能食髓知味,一直寻找下个猎物。
再加上,两名施害者在各自领域都是名人,形象优良,比幸存者相对有权力地位。这可以对照台湾艺人黄子佼,身为主持界大哥,人物设定是非常照顾后辈的好前辈,所以事发很久以后,女性幸存者才趁着#MeToo之势勇敢站出来。
“知识就是力量。”陈金玉认为,在面对性侵害创伤,掌握更多知识能让幸存者站稳和反击。“他们要清楚知道自己没有错,还有他们是有权利去报警的。”
更重要的是,身边亲友的陪伴能够形成一张支持网,让幸存者更有力量去处理和面对事件。她建议,父母至少愿意陪幸存者去警局、医院和法庭。
有些家长主张撤案,是出于为人父母的担忧,担心孩子得一再陈述事发经过,受到二度伤害,怕孩子崩溃;或担心证据不足,案件得不到期望的结果。这时,她建议家长与孩子谈谈,以幸存者的意愿为优先。
再往前一步想,性侵害案件或许真的防不胜防,没人能预料到它的发生。“但如果我们有适当的性教育,至少出事后第一时间,他可以回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而不是让这件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或拖了好几年才去报警。”
男性受性侵属少数?沉在水底不知凡几
男性遭遇性侵害的案件少见吗?也许只是浮出水面的太少。陈金玉认为,整个社会氛围没有鼓励他们站出来报警。
她接触过的案件,男性性侵幸存者在报警前犹豫不决,是因为担心被怀疑是同志,否则为何会引来另一个男性施害?“但是性侵案件往往发生是,You are at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在不对的时间出现在不对的地方)
第二个最常面临的反问是,“为什么身为男生,你不会反抗?”陈金玉认为,这与女性幸存者的处境一样,社会习惯先指责受害者(victim blaming)。而男性背负着“男子气概”的社会眼光,会让他们更难以启齿。
再来是,社会普遍预想,只有女性才会受到性侵害,刻板印象中男性都是性侵事件的施害者。陈金玉说,不排除也有女性施害者,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相信男性幸存者会更难启齿。
陈金玉也分享,曾有个案因施害者是名人,案件很快在社交媒体和新闻媒体曝光。施害者以此威胁家属,扬言提告毁谤。“他的主要目的应该是要施压。”她说。“那我告诉家属,只要不是他们通报记者,也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写任何东西,就不用担心。”
伤害不能比较:除了受害者,无人有权言轻重
陈金玉提出的两个个案,都是典型的权势型性侵,老师对学生,阶级由上至下,存在着权力不平等(power imbalance)。
她说,如果学校没有提供性教育,或者家里不曾提起,学生就可能不会意识到“老师”的行为有问题。“再加上施害老师合理化整件事成男孩之间正常的事,他可能虽然感觉不舒服,又误以为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男性性侵幸存者虽然面对与女性幸存者些许不同的困难,但陈金玉强调,伤害不能比较,不管男女,伤害如何,对他们来讲都是痛。“就好像,常说被强暴的人才受了很多伤,被骚扰的话就还好。”她说,“可是伤害不是这样来比较的。”
她认为,不管男女,感到伤害的点可能不一样。如果直接比较是不是对另一方也不太公平?或者让另一方误以为受伤没那么严重,更不敢说出来?因此,陈金玉认为,更应该做的是宣导相关内容,让幸存者知道,他们不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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