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踪文艺营02】诗：个人与群体
第17届花踪文学奖颁奖典礼于2024年10月11日完满结束。次日，在新山南方大学学院举行的花踪国际文艺营紧接着掀开序幕。花踪文艺营的主题为“文学──相望的两端”，核心活动是一系列的文学讲座，内容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文学出版等多种形式，也首次邀约新加坡的写作人一起，与马华作家展开交流。本刊特摘录各场演讲的精华，以飨文学同好。
报道：本刊 李淑仪
摄影：本报 林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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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场花宴】诗：个人与群体 |
| 主讲人：王润华（马）、黄凯德（新） 主持人：周若涛（马来西亚作家） |
两位主讲人各别以不同路径破题，王润华选择撇开理论，专注讲他作为一个个人，走过了什么历程，最终拥抱他的“南洋诗学”，里头似乎有一种超越个人与群体之上的境界；黄凯德同样疑问，诗是最蛮横的文类，如此用二分法去框架它，又是否恰当？
王润华：不分国界流派，有用就学
1941年生于霹雳地摩，新加坡学者兼作家王润华不说新马诗学，不说东南亚诗学，他主张的是南洋诗学。
“南洋是一个古代名词，包含范围很广，没有国界和政治之别。”一如南洋植物，有土生土长，有外来种，均能长出茂密枝桠。“所以，南洋是万物扎根的天堂。今天你哪里可能说，我是什么派？我们每个人都要不分国界地学习，只要对我有用的技巧、形式，我都会用在写作上，这是我的哲学。”
他说的南洋，已经超越地域指称，趋近一种海纳百川的精神。又是怎样的成长背景，让一个个体沉淀出这般思想？
青春期落在1950年代的地摩小镇，高中附近的一座山，正是当年马共活动中心。“当时的年轻人尤其受中国左派作家影响，艾青、郁达夫、鲁迅……”
后来到台湾升学，托着一摞左派文学书籍，不料遭海关没收。“当时台湾受西方影响，最流行现代主义，从惠特曼、艾略特，到卡缪、康拉德；我也改变路线，造就往后很奇怪的一种诗学。”
远赴美国念硕士，当地文学风气也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反对这个反对那个；所以我反过来想，我应该多写重返南洋文化的书写。”毕业后，回到南洋大学任教，王润华写《南洋乡土集》，写《橡胶树》，也写《新村》；得过中国时报推荐奖，著作也卖到海外。
“我常常问自己，写作是个人还是社会？其实，就照内心感受去写，最后完成著作，很多人会承认你的尝试。”
讲座主持人周若涛熟读王润华诗作，他感觉，在个人与群体之上，似乎还有更高指向，“王教授的诗是否有一个终极关怀？”王润华回答，他总觉得写作应该寻找一种超越个人与群体的东西，即创造出前人未有的艺术。
如同今年入围花踪文学奖马华文学大奖的作品，身为评委的王润华认为，“每本书都有各种文学流派的思考方式和技巧的形成，实际上，每个作家不可能只停留在一种方式。”
黄凯德：见到真实自我，就能见众生
“习武之人有三个阶段：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写诗也是一门高深的功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兼职讲师黄凯德，引用电影《一代宗师》这句台词，将讲座题目“复杂化”，从二分法扩成三分法，并朗诵3首诗对应3种境界。
1.见自己：〈我的志愿〉/ 黄凯德
这是黄凯德以同志朋友为自述写成的诗作，起因于一场“出柜”的对话。对话中，“朋友跟我说：搞不好这是我的志愿；他从小的志愿，就是可以安心地喜欢一个男人。我完成这首诗，没打算说要感动谁，只是想用诗来适当地记录这段记忆。”
2.见天地：〈戏子〉/ 陈大为
在台大马作家陈大为这首诗作，描绘戏子台上台下的心声，在黄凯德看来，其中也有诗人对人生客观且精准的注解。“我们常讲人生如戏，在人生每个阶段，我们都曾卖力或不卖力，尽情或不尽情地演一场戏。大概很多人都能感同身受。这是一首见天地的诗。”
3. 见众生：〈一生〉/ 夏宇
这首诗用短短7行，只写一幕“国文老师改作文”的投影，在黄凯德读来，仿佛就写尽很多人的一生。诗末两句“时代的巨轮 / 不停的转动……”是一句老生常谈，却也渲染出一种“非如此不可”的命运之感。
“这样一个人在角落改作文，就在这个当下，时间巨轮不知不觉开始转动，没法阻止。我们都活在时间巨轮底下。你可能不是国文老师，但我们都活着像他这样的一生。很简单的诗，但我觉得这应该是见众生的诗。”
但是，黄凯德质问，见自己的诗，就不能见天下吗？见众生的诗，就不能见自己吗？或许事实并非如此。
“其实写诗没有所谓个人与群体，我觉得，只要见到自己，见到一个真实的自己，肯定可以见到天下，见到众生。”
相关稿件： 【花踪文艺营01】小说：过去和未来 【花踪文艺营03】出版：中心与边陲 【花踪文艺营04】散文：端庄和撒野 【花踪文艺营05】马新作家交流会：边境和越境 【花踪文艺营06】青春未及老：我的父亲黄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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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学到大学念书的这段日子，历史和语文课本上出现过许多人物的名字，那时总感觉他们与其所处的时代距离我非常遥远，都会在我的潜意识中被默认为死亡的状态。直到多年以后出席国内外各种的文学场合，才发现许多都还好端端地活着，同时也活在许多人的故事里。
前阵子黎紫书莅临南国。坐上许通元的车子去接黎紫书与王润华老师后，就到附近的餐厅用餐。每每见到王润华都感到不可思议，不是因为八十几岁的高龄却仍在教书，而是一个曾经在文学史读过的历史人物，竟然还活在我面前。一路上听黎紫书和王润华聊起他们在美国生活的时光，一些听过就忘了的州和小镇，谈起淡莹、白先勇等只在课本中见过的名字。很多时候，无论地方还是人物，那些名字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也不会产生任何的记忆和情感涟漪，不过只是一个被写在书里的冰冷文字。然而当这些名字顺着他人口中的故事浮现时，仿佛一个个听过的名字从文字里活了过来，成为有血有肉的名字和故事。
这令我想起当年在公馆大学听周志文老师上课的时光，他也是个八十几岁的退休老教授了，上课内容早已忘光，但我仍会记得他说过的故事。像是在他还在求学的年代，学生不上课，老师不点名，有时候就连老师都闹失踪，躲在研究室关起门来抽烟喝酒。以至于每当路过文学院时，偶尔会想起这段趣事，让一个死去的老地方，拥有曾经有人生活过的记忆。
后来某次，他又聊起过去曾到中国去拜会冯友兰先生的经历。冯友兰何许人也？那可是《中国哲学史》的写作者，文学院学生上课无法回避的重要人物。如若上网简单搜索，可见落落长几万字的人物简介，然而更多时候，他只是躺在《中国哲学史》作者栏位的一个陌生名字。这本与我毫无关联的名字，却辗转在其他人的故事里活了过来。在周志文老师的回忆中，那时的冯友兰已经老老垂矣，身体抱恙不太见客，在某次机缘下选择捧着冯友兰的著作请他签名。尔后又想起了他文革后在政治方面的事迹，心里不免纠葛，以至于回国后不知该如何处理那本签名著作。至此每逢我再读到冯友兰的文章，也会想起他在文革后的所做事情与一个沧桑老者的形象，一个本与我人生没有交集的名字，因为一段故事而有了不一样的温度。
谈起《中国哲学史》自然会想起另一本胡适先生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去年5月，应授课教授的工作嘱咐，曾带队领着一群大学生到南港中央研究院的胡适故居参访。胡适老年的居所四周现代化大楼林立，一边被设计成展览馆介绍其生平，并展示部分的私人用品与生活器物，另一边则是他晚年所住的房子。跟随导览员的步伐穿过外厅的长廊，左侧是院子，右侧推开门便是平日接待宾客的内厅。客厅有一张小桌子，是胡适平日写作和思考的地方。另有一间书房，摆放半张双人床大的办公木桌，椅子背后是一整面摆放藏书的柜子。家居摆设如旧，种种迹象都显示一个人曾经生活过的痕迹，走进胡适故居宛如闯入70年前的场景，这是读再多著作都无法从文字中截取出的情感记忆。
踏入文字曾经描绘过的场景，再现逝去的时间，死去的故事和名字就会源源不断地延续下去。前年2月，与几位友人到访花莲，入住在烟波大饭店。旅宿背面是一片海滩，徒步过去会途经一所中学。成长于花莲的当地友人说，那是他曾经就读的学校，同时也是杨牧先生曾经就读过的中学。一所本来只如背景般的路过风景，就这样被我默默记下。我们就这样，在初春的寒冷季节，步行一小时的路，去找寻杨牧诗中潮声盖过时间颜色的七星潭。我们当时所见的海岸，与1996年杨牧所见的海，还是同一片海吗？书中文字凝聚成画面，浪花一阵又一阵打在岸上，这是永远没有答案的回答。
两个星期前，一个16岁的小男生，四肢纤细，腼腆害羞，拉着两位朋友壮胆，捧着我的诗集来见我。向他询问读过哪些诗？他将诗集摊开，指认看不懂的段落。我想，或许未来的某一刻，我也会成为别人口中活着的历史人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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