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薯战争：马来亚“紧急状态”与霹雳州木薯业者（上）

18岁的蔡增通过媒人的介绍，从中国广州揭西（旧称河婆）石头山漂洋过海嫁给作为马来亚第二代华裔的丈夫。嫁到马来亚霹雳这南洋一隅，蔡增每日不是服侍公婆家人，就是在开垦的芭地中进行农务，种植木薯。

山芭的日常是无趣且平静的，但哪怕再无聊的生活，也好过在石头山吃不饱的日子。她这么想着，一边看着园地里种的木薯长得欣欣向荣。想起了关当火车路附近的茨厂，她开始盘算着这批木薯收成之后能卖出怎么样的好价钱。

我在2019年回到了我的老家──霹雳州的拱桥新村。

在这个年轻人显得罕见的老人村内，我用着蹩脚的河婆话和老人家谈话，听着老一辈的村民反复地述说过去。那些仿佛消失在历史中的过往日常细节被重新从记忆的抽屉中拉出来，晒到太阳底下。他们的话语中有泥土的颗粒、烧芭的烟味、茅草的纠缠、山猪的侵扰，以及最多的──以前吃木薯的日子。

为何是木薯？

我走出屋外，观察四周景色。村内无事发生，路上没有行人，平静无声，只有些许微风吹动房子边上的椰树和茅草。除去居民屋前疏疏落落种上了一两株用作食物的木薯，这片土地上根本看不出曾是木薯王国的痕迹。

在好奇心的趋使下，我从村民的回忆、过往的报章，和封尘的档案中，挖掘出了一个又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珠宝，地名，位于霹雳州首府怡保与“皇城”江沙县的和丰之间。蔡增嫁到的“关当”便坐落于此，当时误讹转写为“朱毛”。彼时尚未有现代化的高速大道，珠宝除了北上太平、槟城，南通怡保、吉隆坡之外，西接九洞，东达丹绒红毛丹，是不折不扣的交通要道。

珠宝原先锡矿和树胶产量颇丰，再加上逐渐增加的木薯种植，使得这里发展迅速，无愧“珠宝”之名。在无数当地华裔垦民辛勤耕种下，木薯漫山遍野，使这里在当时有“木薯冠霹雳”美名。

在一位老教师的笔下，霹雳州木薯“雄霸全国”，1970年代的霹雳州珠宝地区“种植木薯的范围延伸到和丰的‘林茂班映’新村，沿途包括拱桥新村有十多家薯较，出产薯粉、薯签……”1

木薯在霹雳州大规模推广种植得追溯到1942-1945年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

日军预计马来亚会被孤立和封锁而导致食品短缺，于是开始了粮食自给计划，即“粮食增产运动”（Grow More Food Campaign），鼓励人们种植粮食作物（包括木薯、红薯、玉米等）。这项运动被推广到全马来亚，自然也包括霹雳州。2

实际上，即便日方不推行种植木薯，很多人也因米饭填不饱肚子而开始种植木薯等作物。这个时候，木薯作为粮食作物之一才彻底走入马来亚平民餐桌上，改变了此前以米饭为主的饮食习惯。霹雳州木薯种植也在此时打下基础，加上日本战败后马来亚面临粮食短缺的局面而增长。

在上述背景之下，开头那一幕得以出现：从中国南来的女性侍奉着已落地生根的公婆一家，并且在靠近锡矿矿场的森林山芭中开垦，种植橡胶、木薯等农作物。蔡增于1948年来到马来亚，彼时的马来亚（抗日之后，紧急状态之前），华人能够较为自由开垦土地，随性地散居在山林边上。

这些宽松的日子最终被一场半个世纪的武装冲突彻底改变。

（二）

蔡增又一次吃不饱了。

距离上次吃不饱是什么时候呢？蔡增不愿回想起过往在石头山日据时期下挨饿的日子，但发出的空腹声响却实实在在地提醒她现下肚子饿的事实。迁入新村八年有余，已27岁的蔡增正前往拱桥新村对面的木薯芭场工作，顺带看看能不能挖一点芭场的木薯填填肚子。

尽管丈夫不舍得离开山芭，但是蔡增并没感到什么。18岁才来到马来亚的她对山林没有多大感情。在老家河婆已饱受日本人带来的苦难后再没有什么能让她感到害怕，可山芭的夜晚还是让人不安——日落后的山林暗了下来，树木之间闪烁的黑暗事物是未知的恐惧。

迁入新村对蔡增来说更有安全感。唯一变化就是前往工作的关当山芭旧家菜园地时需要接受关卡军警的盘查。

这时的她还没料到，日后她会有对军警害怕的一天。

1945年日本投降，马共因抗日有功而受殖民政府承认成为合法政党。但仅仅两年多时间，马共与英殖民政府的关系恶化。耐人寻味的是，英殖民者在抗日期间为马共游击队提供的军事训练和武器也成为了马共部队与英殖民当局进行战斗的基础。3

6月16日，在距离蔡增所在的“关当”十四多公里以北的和丰，一场刺杀悄然发生——和丰连登的路雅菲园丘（Ephil Estate），英籍胶园经理沃克、爱利生和副经理克里斯琴被马共成员以“破坏（工人）罢工”的理由处决！

广大的园丘绵延，森林树木遮挡天空，树胶和鲜血混杂渗入土地，掀开了冲突帷幕。

从和丰开始，霹雳州其他地区的马共也纷纷进行“锄奸”。英殖民政府和马共彻底撕破脸皮，马共武装计划也不得不提前进行。

这年，正是1948。

殖民地最高长官爱德华·钦德（Edward Gent）立刻宣布霹雳州进入紧急状态，至24日时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也进入紧急状态。4 7月19日, 英国内阁才批准英国驻东南亚首席专员宣布马来亚共产党为非法组织。5 马来亚共产党重返森林，吹响了与英殖民政府的战争号角。

霹雳州在从紧急状态伊始就备受瞩目——茂密的雨林、天然的石灰岩山脉和复杂的喀斯特地形，使马共将抗争总部设在了霹雳州，也导致了霹雳成为众矢之的。

战争初期，殖民当局未能有效镇压马共武装活动。他们神出鬼没，沿着野兽踏出的路径飞快地穿梭在胶园、芭场、雨林、甘榜和小镇。不间断的游击，反应不及。

从紧急状态宣布至1950年初近两年时间里，殖民政府在与马共的对战中损失惨重。他们将原因之一归咎为华裔垦民对马共的帮助，即马共组织的“民运”。6

（三）

哈罗德．罗登．毕里斯（Lieutenant-General Sir Rawdon Briggs）一下飞机，就感受到手臂的灼热和闷躁的水汽，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热带异土。他，即将决定这片土地上无数华裔垦民的命运。

英国政府在1950年3月任命他为“紧急状态”行动总指挥。这位出身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军官在4月抵达马来亚，并在研究调查后于5月24日提交了一份题为“消灭马来亚共产党组织和武装力量的联邦计划”的政策报告。

该计划经马来亚高级专员批准，提交给英国远东防务协调委员会和内阁马来亚委员会审议，并最终命名为“毕里斯计划”（Briggs Plan），诞生了深刻在马来西亚华人历史记忆里的新村。

蔡增依稀记得离开关当山芭的那一天，没什么异象，也没什么预兆——

“收拾好你们的东西，”一位看起来是政府部门的人员这么告诉他们，“你们要搬离这里了。”他们就这样被带进铁丝网围笼内。仅仅一天，精英们的法令打碎了平静的山芭生活。罗里载满垦民和财产，穿过绿色灌木林若隐若现的泥路。那天天气晴朗，丈夫闷闷不乐。

山芭被遗弃，屋子地基裸露，没过多久就被新生的茅草掩盖，被杂草收复。新村里头什么都没有。没有以往常见的马来甘榜，没有高脚屋，没有菜园，只有荒草和土地上划分的四方格。一长列整齐划一的辜卡兵游掠，在特定的时间巡视。

“毕里斯计划”的实施，使森林里的马共成员越来越难取得赖以为生的粮食了。住在新村边缘靠近森林的垦民成为了马共威胁和笼络的对象。

蔡增听闻有马共游击队在夜深肃静暗夜无人时越过新村铁丝围栏或利用小道潜入村内，而一些居民或基于同情马共；或不敢违抗马共，在英军眼皮下偷运粮食。当时被威胁协助支援马共的新村村民将装满猪粪肥料的桶做了隔间机关，把白米放入其中再偷运出新村。

随着守在新村闸门关卡的军警查出几起这种偷运粮食的案件后，粮食的控制和关卡的检查就更加严格了。一群一群的人被带走，再也没有回来。她开始害怕新村的闸门关卡，害怕士兵的脚步声，害怕自己哪一天也被消失，嗷嗷待哺的孩子失去妈妈。

芭场里的木薯茂盛地、愤怒地生长；地里的根茎也越发茁壮。

在近乎粮食断绝的情况下，有的马共游击队成员注意到了蔡增和其他农民芭场里种植的木薯；无独有偶的是，蔡增等新村住民面对吃不饱的肚皮，也开始打起自家菜园里木薯的主意。7

（四）

天定茨粉厂老厂主张炳顺忘记了很多事件的细节和具体日子。

坐在喧嚣的张洲茶餐室内，他皱起眉头，在我面前反复思索，努力地想记起具体是什么日子。远离了那一天，一切都变得模糊混浊。但他怎么都忘不了飞机盘旋在天空，又撒下一波又一波农药和弹药的景象。

时间回到1955年7月24日。这一天，《星洲日报》报道了一起看似平平无奇的新闻：和丰区有六十英亩的木薯耕地，在没有告知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有关当局铲平。8 这起报道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直到几个月后，人们得知了政府铲平木薯耕种地的原因——当局认为“恐怖分子”（马共游击队）在缺乏粮食补给的情况下会利用木薯来作为粮食果腹。9

无数赖以为生的霹雳州江沙地区农民和茨业业者这才慌了神，实际上，霹雳州政府早在5月初便发出了禁止种植木薯的通令。

最终在派出代表和政府部门协商后，政府当局同意将夹在和丰和珠宝之间，以拱桥新村为中心的农作物收割期限延至8月初。10 接踵而来的，便是政府禁止珠宝至和丰一带的农民前往靠近山边的芭场菜园劳作。11 霹雳州木薯业工会的领导频频写信向霹雳州州务大臣、农业部和福利部等政府部门解释，但是和丰地区木薯种植禁令却始终没有取消。

为何针对木薯，而非其他粮食作物（如稻米）呢？当时作为主要马来亚经济作物的橡胶和稻米都被严格控制，马共分子不易获得；相比之下，刚起步不久的木薯业尚未被英殖民政府注意，直到后来政府“剿匪”过程中注意到马共将木薯作为食物，加上此前种植木薯的华裔垦民将木薯种植扩张到马来保留地地段的非法举动，这才引起了当局注意。

在封禁木薯种植的措施中，除了出动政府部门官员铲除木薯芭场之外，甚至还利用飞机轰炸和空中喷洒化学药品来破坏木薯种植地。12 马来亚的紧急状态战场，无意间成为了美国对付越共的经验吸取之地和实验场——这其中包括橙剂在越战的运用。

当时英殖民政府部门不相信木薯业者有关“种植的木薯品种有毒”的说辞。“给部长的请愿书中曾解释有关的木薯种类是有毒的……可（据称有毒的木薯）是作为食用而种植的‘甜木薯’的变种，因此（这两种木薯，即黑枝和青枝木薯）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提取过量的有毒物质：通过长时间煮沸，即使没有（食用的）吸引力了，也可以完美食用。”在作战执行委员会一封给农业部长的信件中这般写道。“因此，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江沙地区作战执行委员会（Kuala Kangsar District War Executive Committee，缩写D.W.E.C.）所指的未经许可、非法和不受控制的（木薯）种植园是恐怖分子无法从其他来源获得粮食当下获取食物的来源。”13

彼时霹雳州木薯种植业正处于上升阶段，肥沃的土壤和易于种植的木薯使得木薯相关制品（如薯粉和硕莪粉）的工业生产线也开始进驻霹雳州，其中不少是来自槟城威斯利省茨厂的投资。

一个闷热的午后，退休广南兴茨粉厂厂主黄海澄向我谈起了他的过往。

年过耄耋，他忘了很多事情，却忘不了1949年。紧急状态如火如荼，可他父亲却不知为何安排他从舒适繁华的槟城到霹雳州，要他远离漂亮的洋楼，闲暇的生活，去到一个未知的“山卡啦”新村开设茨厂——这一去，就到现在。

地板反射出刺目的阳光，白发老人在懒人椅瘫坐着，一句一句慢慢地向我述说当时霹雳州木薯业的景象——木薯产品在霹雳本地加工后运到槟榔屿出口，或者是原先开设在槟城威利斯省的木薯加工厂进驻霹雳进行木薯产品生产，再运往槟城出口。14

有收集槟城老事迹的“老槟城”网络博主在其部落客留下佐证：

“‘槟吉硕莪同业公会’初创于1937年，会址设于大山脚火车头街。嗣后为扩大组织，改名为‘北马硕莪同业公会’，会址亦附设于槟城潮商公所之内。曾经主导槟城进出口贸易的几家大商家，皆聚集在古迹遗产的商业区，如曾荣丰，唐人街（Penang Street）的广南兴公司，海墘新路（Victoria Street）的德大公司和兆兴公司，新发和荣泰昌。除了曾荣丰和广南兴出售本厂的产品和代理新瑞茂厂的出品，其他四家都是代售霹雳和吉打硕莪廊或硕莪较的制品。”15

所以尽管木薯禁令发出，但或许是木薯工会与政府的协商拉扯起了一些效果，使得1956年当局对于木薯种植封杀的政策略有放宽，包括但不限于：在木薯种植区实行戒严，用铁丝网包围种植园以防马共分子的“偷盗”16、延长无地契的华裔垦民收割木薯的期限17、保留非法开垦的木薯园18等等。

当时政府内部也面临对木薯业成为马共粮食储备、参与木薯业人口真实性，以及华裔垦民占用马来保留地等事争议不休。19 由此，木薯业取得略微喘息的机会。这段时间稍作放宽的政策，加上木薯能带来的商机，让投资者们以富贵险中求的心态前仆后继到木薯加工业中。

1 见朱宗贤：《怡保城乡散记》，燧人氏出版社，2007年，第109-110页。

2 以新加坡的宣传活动为例，除了有指导大众进行种植木薯的农业活动之外，甚至有政府部门成立种植劳工团，并在小学内增加园艺课程等。政府还出版食谱书推广使用木薯和其他本土食品作为米饭的替代品。日军政府更为了鼓励耕种木薯，清理了不少森林保护区和橡胶种植园，向农民提供种子和贷款，鼓励他们种植木薯。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18, pp259-269.

3 1942年1月10日，马共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部队正式成立。而后，又陆续成立了第二独立部队、霹雳州人民抗日军等。英方在新加坡设立了 101 特殊训练学校，筛选 161 人参加以抗日为目标的 Force 136 精锐力量，其中主要兵士来自英国军队、马来亚抗日军（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马来亚本土的军队以及其他联盟国家军。参见陈平（口述）、伊恩沃德、诺玛米拉佛洛尔著：《我方的历史》方山、黄国芬、黄永安等译，Media Masters Pte Ltd 2004年版，第186-191页。

4 尽管马来亚英殖民政府与马共武装部队的冲突具有战争的特征，但在对于正常冲突官方都采用“紧急情况”的说辞，同时马共游击队也被称为“暴徒”、“土匪”、“共产主义恐怖分子”，政府的平叛活动被称为“反强盗运动”，有关双方用词的讨论可见Phillip Deery, The Terminology of Terrorism: Malaya, 1948-1952,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Vol. 34, No. 2 (June 2003), pp.231-247.

5 有关英国时隔一个月才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的剖析，可见张祖兴：〈英国取缔马共的决策过程〉，《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5期，第85-89页。

6 参见林延辉，宋婉萤：《马来西亚华人新村五十年》，华社研究中心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7 蔡增，口述2020年8月26日。

8〈和丰区夜廊路六十英亩木薯突被当局铲平〉，《星洲日报》1955年7月24日，第9页。

9 1955年11月18日一封江沙地区区域作战执行委员会委员在给经济事务大臣的信件中提到了为配合紧急状态而铲除木薯引起的农民抗议，参见“Ban of Tapioca,” December 1, 1955, 1)Tapioca production in Malaya 2) Econimic Value of Tapioca Flour, July 2, 1954,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1957/0694586W.

10〈吡拱桥村之帝骨孤山石山脚一带农作物之收获日期，当局准展至八月初〉，《星洲日报》1955年7月19日，第10页。

11 “Control of Tapioca planting in Perak, ”February 2, 1956,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p.2, 1990/0008688W；〈朱毛至和丰一带山区，约一千亩土地禁止农民耕种〉，《星洲日报》1955年11月21日，第11页。

12 “Tapioca Production in Malaya,” 1)Tapioca production in Malaya 2) Econimic Value of Tapioca Flour, July 2, 1954,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p.9, 1957/0694586W.

13 “Tapioca Production in Malaya,” 1)Tapioca production in Malaya 2) Econimic Value of Tapioca Flour, July 2, 1954, Arkib Negara Malaysia, p.9, 1957/0694586W.

14 黄海澄，口述于2020年8月28日。

15 见http://huctan.blogspot.com/2015/09/blog-post.html

16〈怡警辖区胶园及种植木薯区 昨日起实施戒严不包括铁丝网内居民〉，《南洋商报》1956年8月3日，第9页。

17 〈和丰种木薯者注意无准证乃属非法 副县长令年底前收割〉，《南洋商报》1956年8月17日，第9页。

18〈朱毛和丰木薯园可保留至正月底〉，《南洋商报》1956年12月23日，第12页。

19 “Tapioca Cultivation,” 1)Tapioca production in Malaya 2) Econimic Value of Tapioca Flour, July 2, 1954, Arkib Negara Malaysia, p.12, 1957/0694586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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