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家说书】孔德维 / 南洋书写与多样共融

陈亚才从小生活在马来西亚种植园长大，身处多元种族环境，与马来、印度朋友一同成长，并学习了淡米尔语，这段经历为他日后深入印度文化埋下了种子。成年后，他发现周围的华人对印度教充满好奇，却因语言和文化的隔阂无法深入了解。这促使他开始以中文撰写文章、组织庙宇参访活动，向华人群体介绍印度教的内涵与美学。《瑰丽的万神庙》成书与作者的成长过程，本身就是马来西亚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呈现。真实的共融不一定需要种族间对他者的全然知性了解，但需要在参与／互动（engage）的过程构筑相互的情感，而书写、译介、普及，正是参与／互动的重要环节。因此，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宗教与文化的百科全书，更是一种文化包容的实践。

《瑰丽的万神庙》的出版，为马来西亚的华文出版界带来了新的视野。傅承得在序言中提到，这本书不仅丰富了马来西亚华人对其他族群的认识，还为多元文化的大熔炉提供了重要的桥梁。从内容到形式，这本书都展现了文化交流的力量。透过详实的田野调查与生动的笔触，陈亚才让印度教的博大精深走出庙堂，走进读者的日常生活。

此外，这本书也提醒我们，宗教不仅是信仰体系，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实践。何建兴在导读中指出，印度教的魅力在于它超越教条的包容性，任何人皆能从中汲取智慧，而不必拘泥于特定的宗教身分。这种超越宗教边界的思想，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尤为重要。

南洋文化多样性的象征与新南洋的想像

《瑰丽的万神庙》书写的印度教故事，在近年可说是华语出版业界鲜有的作品，却与20世纪前南洋书写的精神相互呼应。许云樵在《南洋史》（1961）中早就明白“南洋”是一种具有特殊视野的“东南亚”（当时亦为冷战时期的新地理概念），而“南洋书写”或“南洋史”也不单单是华人所到处的“东南亚”，而是“东南亚”各族群的历史，需要在上古史考古发明、在中古史补充考证，在近现代整理综合，陈亚才的新著正是整理今天马来西亚印度宗教的重要工作。事实上，近年马来西亚文化界正致力于抽离种族印象的籓篱，致力立足本土叙事，以臻多样共融的愿景。例如，白伟权与莫家浩本年出版“新南洋史”，就强调了脱离“中国”中心与汉族中心的论述，以东南亚的本地经验为核心，重新审视华人社会与当地其他族群的互动。陈亚才的著作则从印度教的角度切入，展示了一个不以华人为主体的南洋文化叙事。

若以《拜别唐山：在马来半岛异域重生》（2024）中的思路比较，印度庙在南洋文化中扮演的角色类似于南洋华人庙宇──它们都是某种“根”的象征，也是南洋文化独特性的具体体现。不同的是，《瑰丽的万神庙》并不仅仅聚焦于某个族群的历史，而是试图从印度教的视角出发，理解一个异于“华人经验”的族群如何在马来西亚的社会土壤中生根、成长并与其他文化相互塑造。马来西亚向来以多元文化著称，然而这种多元性常常仅停留在表面的和谐共处。《瑰丽的万神庙》却深入挖掘了文化之间的深层互动。书中提到的黑风洞庙以及其他印度庙的文化活动，不仅是印度社群的宗教仪式，也是其他族群接触印度文化的机会。例如，许多华人对印度教的节日与神祇感到好奇，甚至参与其盛大的节庆活动，这正是一种跨文化的对话。这一点与《臆造南洋：马来半岛的神鬼人兽》（2024）中的论述不谋而合。莫家浩在该书中探讨了华人如何在马来半岛的信仰空间中融入当地文化，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仪式与传说。陈亚才的研究表明，类似的文化交融也存在于印度教的空间里，无论是节庆还是庙宇建筑，它们都成为促进文化理解与共鸣的重要载体。在《拜别唐山》中，白伟权强调华人在南洋如何从单一的“华人”身分，过渡到适应当地社会与文化的新身分。类似地，《瑰丽的万神庙》揭示了印度教徒如何在南洋的历史背景下，形塑自己的文化空间，并与其他族群建立互惠的文化关系。这些故事都展现了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中，如何通过理解与包容，实现文化的共生与再创造；而《臆造南洋》的讨论，莫家浩提到南洋的多元文化往往被殖民与后殖民的框架所割裂，而陈亚才的著作，正是试图打破这种割裂，让不同族群的文化可以在同一个舞台上被欣赏与尊重。他以印度教为起点，拓展出一个关于多元文化共存的想像空间，这正是新南洋史所追求的精神。

《瑰丽的万神庙》是一部值得珍藏的著作，它以印度教文化为切入点，重新审视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实验。它不仅与南洋书写的精神相呼应，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文化交融的全新视角。在“南洋”这片土地上，不同族群的故事并非平行线，而是交织成一幅丰富的文化拼图。陈亚才的著作，无疑是这幅拼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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