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小贩商业公会主席拿督洪细弟揭露，早在去年6月的吉隆坡市政局会议上，有官员曾提议移除吉隆坡茨厂街的中文招牌，仅保留马来文“Jalan Pet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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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虽然该提议尚未正式通过，但他认为必须及早行动，避免突如其来的决定影响华社权益。
他表示，移除茨厂街中文招牌不仅仅是抹去三个字，更是抹去整个华人在吉隆坡发展的历史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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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细弟今晚在马华联邦直辖区州联委会及吉隆坡小贩商业公会联办的“灵蛇触动茨厂街，国家昌盛经济旺”新春大团拜活动上致词时说，这是全体马来西亚华人都无法接受的事情。
“我呼吁所有华社、商家及政党共同努力，向政府表达反对立场，确保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得到尊重和维护。”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指出，茨厂街的名称源自十九世纪华人社会的发展。当时，华人先贤叶亚来在吉隆坡开埠，并在此经营木薯粉厂。据说由于木薯的粤语发音为“茨”，因而延伸出“茨厂街”名称，这一地名便流传至今。
“早在约1879年，‘茨厂街’这个名称已被当地居民广泛接受，成为吉隆坡历史的一部分。”
他透露，茨厂街不仅仅是一个地名，更是华人早期在马来西亚奋斗的象征。如今，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吉隆坡，都会将茨厂街视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华人文化街区。因此，移除中文招牌不仅无益，反而可能让游客误以为这里不再是华人聚集的历史街区，削弱其文化象征意义。
他强调，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保留茨厂街的中文招牌不仅是对华人历史的尊重，更是展现国家包容性的象征。
他说，茨厂街目前的商业招牌设计已符合政府规定，马来文占据最大比例，中文仅作为辅助，因此移除中文并非出于尺寸问题，而是涉及文化认同的问题。
“难道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允许中文招牌的存在是一种错误？
“这不仅关乎华人的权益，也关乎马来西亚整体文化的丰富性。因此，我会持续关注此事，并通过适当渠道向政府反映华社的关切。”
出席者包括马华署理总会长拿督马汉顺、副总会长兼联邦直辖区州联委会主席拿督斯里黄日昇、马华总秘书拿督张盛闻、马华联邦直辖区州联委会署理主席陈国勇、秘书李家兴及武吉免登区会主席拿督黄敬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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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在新纪元大学学院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有幸参与由文学与社会科学院院长伍燕翎教授策划与指导的“新纪元马华文学书房系列”制作企划。我与同学负责导读吕育陶的〈历史折断的地方——给苏丹街〉，起初只是课堂上的一个延伸任务，却意外成为我理解“文学”与“地方”的起点。
苏丹街，是一条我并不熟悉的街道，却因文字而变得立体。吕育陶以诗意而沉着的笔触，书写这条街所承载的历史、人情与变迁。透过反复阅读、撰写脚本、讨论拍摄内容，我逐渐意识到，这不仅是他者的故事，更是我们共同的经验——马来西亚土地上的转变与记忆，原来可以透过文学如此深刻地被感知。
在阅读与讨论之外，我们也走进茨厂街，用镜头捕捉它的样貌。街上的人流、老建筑、庙宇与声音，似乎都藏着一段段无声的故事。与在地长者访谈时，我们听到了许多关于这里曾经的热闹与流变：被改写的街道，被替换的生活片段。那一刻，我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文学书写的不只是个体情感，也是一座城市、一个族群的命运。
毕业后，我参与由廖文辉教授带领的村镇史料搜集计划，走访各地乡镇，与在地居民交谈，整理口述历史与文献资料，并将这些成果汇整发表。这项工作让我接触到许多未曾被书写的故事，那些被时代边缘化，却又见证了国家从殖民走向独立的小村镇记忆。
有趣的是，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时常想起吕育陶的诗，想起我们拍摄影片时讨论的“地方独有的本土记忆”。我忽然意识到，那堂文学课不仅教会我如何细读文本、解析文本，更让我明白，文学与现实，其实并不遥远。
如果说导读那首诗让我“以文学理解地方”，那么如今的田野调查，则是“以地方体会文学”。“马华文学书房系列影片”对我来说，不只是一次课堂作业，而是一扇开启我认识乡土、理解历史的大门。
它让我明白，文学不只是纸上的方块字，而是我们与这片土地之间深刻且绵长的连接。在这来来回回的阅读、拍摄与倾听之间，我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为何需要写作、需要记录、需要留下。这不仅是创作的实践，更是一种对人文与历史的温柔守护。我们记录的不只是一则故事，而是一个族群、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走到今天的轨迹。（汤美珍为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2021年届毕业生、村镇史料搜集计划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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