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永源：非选择性执法·对付违SOP应一视同仁

不久前，吾友舒庆祥写了一篇《八哩半的近百年历史》，勾起我对八条半的许多难忘的回忆。

从1950年到1958年，我在八条半度过9年的青少年时光。距今75年，别梦依稀，许多往事已如烟随风飘逝，但也有很多事犹历历在目，印象深刻。

1940年，我出生在八条石，那里只有十多户人家。1948年，殖民地当局，颁布紧急法令，强迫散居各地的居民迁往某一集中地。1950年，我家也遭迫迁。

当时，我的大姐在八条半的南益树胶厂工作，我们就搬到那里的工人宿舍居住。

八条半，是南益公司的地盘，有树胶厂和黄梨厂，还有上千亩的树胶园。

工人宿舍是一排排，又矮又窄简陋的木板屋，没水没电，水井和公共厕所在不远处。厕所也是用木板隔成的，男女通用，木板门常不听使唤，往往要一手扶着才能如厕，难堪的是，木板间有许多细缝，免不了“春光”外泄。更堪的是，有变态的登徒子，画了些不堪入目的粗俗的妖精打架画，令人作呕。

村里，有一间理发店，订一份《星洲日报》，我每天去看免费的报纸，算来，跟《星洲日报》结缘70年。

小时读光轮小学，1949年，改名南益小学，董事长是郭鹤尧先辈；1967年，再改名为国光小学。

紧急状态时期，一工难求。因此工头多数很霸道，作威作福，他们手中有一王牌，即随时有权解雇工人，不需理由，无偿，要你滚，明天就让你跌入失业的深渊，无从申诉。

南益树胶厂，有一座薰胶楼，高5层，用小木条隔成小空间，男工背着沉重的、湿漉漉的散发着恶臭的胶片，爬上楼把胶片－层层的披在木格间，工作既粗重又危险。常有工人滑倒受伤。

黄梨厂工人的工作也很辛苦，黄梨盛产时，工作超过12小时。以我二姐为例，清晨就去工作，傍晚放工，但睡不到几小时，工头就像催命鬼，沿门挨户地催去工作。不听话，饭碗随时跳舞。

黄梨腐蚀性很强，长时间接触，手脚被浸蚀得红里透白，稍一碰撞，马上出血。加上睡眠不足，疲劳过度，经常发生工伤事故。

工作的繁重，环境的恶劣，终于爆发工潮。

1956年初，南益树胶厂的工友展开争取基本权益的斗争。要求加薪、8小时工作、超时津贴，病假、公假、产假及改善工作环境等。经过一年多的坚持和谈判，最后取得胜利。

1956年尾，南益黄梨厂紧接着爆发轰动全马的工潮。

工人代表包括黄乐群和黄芝春，资方代表包括郑荆伦和郭鹤尧。工人的要求不外加薪和各种福利。

起初，劳资双方经过几次饭局交流，谈判相当顺利，然而，不久，资方开始反悔，他们从新加坡调来二十多名工人，强行霸占原有工人的工作台，摆明公然毁约和挑衅。这一来，形势急转直下，工人开始罢工。

之后，双方无法和解，工潮持续一段长时间。各地工友纷纷前来支援。

根据《陶德书香楼》，2004年出版的《郭鹤尧传》第67页，郭氏道出一段秘史，他说：“当时的内政部长伊斯迈是我的同学，他要我去他的office报告情况，我说，这是总工会搞的鬼。郑荆伦表现得太让步、妥协、接受工人的条件。”

之后，政府介入工潮。郭氏在书中笫68页说：“那时，三更半夜，12点，出动镇暴车把工厂包围起来，所有工人被赶出来”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工潮被暴力镇区下来了，黄乐群等也被“请去”吃咖哩饭。

工厂过后复工。吊诡的是，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工厂宣告结业，了结他百年的沧桑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