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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在新加坡的环球影城参观海事博物馆,一入门就被几幅大型看板海报所吸引,上面的资料讲述马新一带的海盗故事,并大力推崇几位“海盗猎人”,其中一位就是詹姆士·布洛克,陈述的主要事迹是1843年他在沙里拔(Saribas)与当地达雅人和马来人的一场重要战役。
1839年,詹姆士首航砂拉越时,显然已经发现当时的砂拉越正处於四分五裂的局势。马来贵族间的倾轧,原住民部落间的战役,还有原住民与马来贵族间的矛盾等,都为这个英国人制造立足的机会。毕竟出生於军事世家,尽管只是匆匆一行,他已经对各方势力掌握了一个大概,剩下的就是如何选择合作对象,试图建立权力的桥头堡。
在怀柔这一手,他以委任“酋长”为饵,在不同的社群与部落间任命领导人物,同时也慷慨馈赠一些器皿用具和武器等,作为笼络人心之用;至於军事这一手,除了以精良武器威慑各方,更从1843年起为期数年,多次展开极为惨烈的战役,打击对象主要是沙里拔和实克朗(Skrang)地区的伊班人(海达雅族),“罪名”是从事海盗活动。
詹姆士·布洛克判断沙里拔的势力远较实克朗强大,因此首先对当地宣战,而攻击的第一个部落是巴爹(Padeh)。这一仗打下来,巴爹遭洗劫一空,长屋被一把火化成灰,农田尽毁,所有财产皆被掠夺一空,人命伤亡自也惨重。詹姆士在本身的记录中写:“燃烧长屋的火光,把黑夜照亮成白天”。
巴爹的经历,在詹姆士过後势如破竹的战役中,在其他长屋复制着,有者甚至更为惨绝人寰。这一系列战役无疑树立了布洛克的威望,也将当地的伊班族逼到绝境。詹姆士透过彻底毁灭的无情战役,传达“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讯息,迫使各个部族的归顺来朝。
牢固权力,以海盗之名剿灭抵抗者
1843和1844年对沙里拔和实克朗的战役,具体无法知道战亡人数,据说超过5000人,对当地各个部落而言是一次重创。更糟糕的是,家园尽毁,财物被洗劫,导致幸存的族人面对生存下去的考验,对族群文化的传承也是一场灾难。这些因素,都驱使各个部落最终必须与詹姆士谈和,而詹姆士成功重塑当地的权力结构——尽管随後仍然存在一定的抵抗势力,但他作为砂拉越统治者的地位日趋牢固。
詹姆士·布洛克区区一人,当然没有那麽大的本事,在後方支援他的是英国政府,而关键人物之一是亨利·吉宝(Captain Henry Keppel)。亨利·吉宝(1809-1904)是英国皇家海军军官,曾经参与两次鸦片战争,并多次在东印度群岛和婆罗洲抗击海盗活动,战绩彪炳。
根据史学家J.H.Walker在《力量和实力——砂拉越布洛克王权的起源》的记录,英国为了确保航海安全以保卫其海上商业利益,自1825年起立法打击海盗,凡海军官员捕获和剿灭海盗,皆奖赏以丰厚奖金。
为了得到这方面的资源,詹姆士开始将其对手“塑造”为海盗,并巧妙的将本身的利益绑定英国殖民地的利益。1842年尾,他特地前往新加坡,寻求英国当局授权压制沙里拔与实克朗伊班人的势力,当时驻扎在新加坡的亨利·吉宝,恰好就在该年1月受委为海峡殖民地海军高级军官。亨利·吉宝接见詹姆士,聆听他诉诸沙里拔与实克朗伊班人的“劣行”,决定支持詹姆士肃清“海盗”活动,遂有了隔年发起的军事行动。
成王败寇,历史的书写倾向詹姆士·布洛克,於是他在新加坡成了“海盗猎人”。然而,历史真相并没有湮灭,我们得以从另一方的书写中,知道了百多年前的政治与军事预谋,从而对许多“官方定案”的历史事件,重新思考与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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