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羽‧拉者查爾斯最後的歲月

砂拉越史上有3位白人拉者，在位最久的是第二任查爾斯‧布洛克，前後掌權49年。若再加上他從1852年進入其舅舅——第一任拉者詹姆士‧布洛克的政府，則他總共在砂拉越服務了65年，人生大部分時間都在此度過。

無論在軍事或政治上查爾斯‧布洛克都是老手，也是詹姆士的得力助手，早年經常領軍作戰。1868年，當他接任成為拉者時，在管理方面展現高超的手腕，儘管到了晚年很多人認為他既保守又固執，但無損他的權威。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整個歐洲被搞得天翻地覆，當時已經85歲而且健康狀態每況愈下的查爾斯‧布洛克顯得特別焦慮，對砂拉越的未來深感不安，雖然從頭到尾這場戰爭並沒有打過來。

第二年，查爾斯從英國返回砂拉越，根據記錄那是他人生裡最後一次回來。儘管年事已高，但是這位老人依然鬥志高昂，而且脾氣很剛烈。他彷彿不想承認自己老邁，依然制定了很多政策，下達諸多指令。然而隨著歐洲的戰事越來越不妙，他開始更為擔心自己死後砂拉越的處境。

很快的，他召集了一次立法會議，在會議上他談了很多——主要是他的困擾和憂慮，也提出許多警惕和忠告。他坦承自己已經很老，而且隨時會死去。根據與會者的描述，他看起來確實很虛弱。此外，他也在那場會議指出，“神秘的人”可能會給砂拉越帶來災難，這些人帶著“柔軟而微笑的表情”，可是沒有人懂得老拉者的意思，而老人看起來正在最後的歲月裡活在夢魘之中。

當時，砂拉越政府的工作如常，有個小規模的達雅族反抗，但很快就被平定。查爾斯的二兒子伯特倫（Bertram）正在英國服兵役，而大兒子梵納（Vyner，即後來的第三任白人拉者）也被徵召入伍。查爾斯繼續寫信給倫敦當局，要求豁免其兒子的兵役卻遲遲無法得到正面的回覆。一直到1916年2月，殖民地部辦公室同意讓砂拉越政府的官員退役，首先被豁免的就是梵納，他隨後在3月底返回砂拉越。

病情反覆，咳嗽不止

梵納被派往拉讓江上游和魯巴河一帶駐紮，但很快的又被召回古晉，因為拉者查爾斯突然病情惡化。他的心臟越來越弱，而且從腳踝到腿部都腫脹了，他自稱是尿酸引起的。這導致他不良於行，多數時候都躺在床上，然而他始終不願好好休息，導致病情起伏很大，虛弱時人們以為他隨時就要死去，但是不久後又見他裹著毛毯在行宮的陽臺上吟詩。

就在眾人不看好的情況下，頑強的老人突然身體又好轉了，在1916年尾倫敦接到一份古晉發去的電報，指“拉者正在迅速康復”。查爾斯計劃在該年12月乘搭日本郵輪返回倫敦，到了1917年2月初，他入住倫敦的海德公園酒店（Hyde Park Hotel）。

其時，正是戰況最糟的時刻，同樣糟糕的是查爾斯咳嗽不止。他知道自己離大限不遠，此刻他開始懷念砂拉越，並表示“砂拉越是我的榮耀和驕傲”，並希望自己死後可以葬在砂拉越。查爾斯‧布洛克已經病得骨瘦如柴，但意識依然清晰，經常跟圍在床邊的孫子們說話。那年的春天來時，他稍微好轉，移居斯特公寓（Chesterton House），但繼續臥病在床。

那段日子，砂拉越處於無拉者狀態，梵納也因為生了一場重病而前往哥倫坡接受治療。或許憂心所致，查爾斯的病情迅速惡化，咳嗽也越來越嚴重。最後階段，他的肺積水，而且心臟也逐日衰弱，僅靠著頑強的意志力支撐著生命。

1917年4月，伯特倫獲准退役，陪伴在其父親的病榻旁。遠在砂拉越的梵納得知父親病重，也趕著返回倫敦見父親最後一面。5月17日，查爾斯‧布洛克嚥下最後一口氣，砂拉越第二代白人拉者時代宣告結束。

1924年，一座查爾斯‧布洛克紀念碑矗立在古晉舊法庭前面，其中文碑記如下：“砂朥越王查士巫祿碑誌 / 王生於一仟八百二十九年六月三號 / 任為越吏於一仟八百五十二年七月二十一號 / 嗣王位於一仟八百六十八年八月三號 / 薨於一仟九百一十七年五月十七號”

有說“查士巫祿”是潮州音譯，而後來比較通用的“查爾斯‧布洛克”則偏客家音。當時華社稱之為“砂朥越王”，這個尊稱也可見於其他歷史資料。“砂朥越”是過去的音譯寫法，這“朥”字據知是閩南與潮州用字。至於紀念碑上的中文字體，查為當時著名的潮屬書法家兼企業家張開裕的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