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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語言的功能和它的存亡有著密切關係。當一個語言越來越少人用的時候，功能也會隨之下降，功能性越低，越少人使用，兩者不斷循環。且不論強勢方言，弱勢方言如廣西話、海南話、福州話已很少聽見，懂得說這些方言的小孩更是寥寥無幾。代代傳承的方言還能走多遠？
有鑑於此，華社紛紛鼓勵父母與孩子多講方言。然而，在這有限的語言環境之下，家長該如何規劃孩子的語言學習，讓孩子開口說方言？
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中文系主任王曉梅●方言不僅是溝通，更是身分認同
“大馬華人有個較為特殊的情況，會有兩個身分認同。當我說‘我是華人’，代表著我的族群認同；當我說‘我是客家人’，代表著我的方言群認同。”身處多元族群的社會，華人首先強調的一般是自己的族群認同。
而這分認同，又和我們的語言密切相關。
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中文系主任王曉梅表示，人類所有的語言，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溝通，但是在溝通之上，不同語言還有它們的功能。
例如大馬華人總會強調“華人就該說華語”，它不僅是溝通，還存在著身分認同的功能。”套在方言上也是同樣的道理，客家人必須會說客家話，海南人必須說海南話，彷彿少了語言這張名片，身分認同就會受到質疑和動搖。
在祖先下南洋的時代，各籍貫的華人分而聚居，福建人在巴生，廣東人在怡保，福州人在詩巫，當時族群內部都說同一種方言，具備了凝聚力。 隨著時代發展，各籍貫華人紛紛遷徙移動或往大城市發展，打破舊時各籍貫“分而聚居”的生活模式，形成“混居”局面。
漸漸地，大家對於方言群的身分沒那麼敏感，年輕一代甚至不曉得自己的籍貫和方言群，對方言不加重視。
來到今天，年輕一代對身分認同變弱了。有的人會認為：誒，我是不是客家人不重要，反正我是華人就對了。保存方言的意義也隨之被人忽視。
事實上，許多傳統的風俗習慣、飲食文化、民間信仰等，其實與籍貫和方言脫離不了關係，捆綁在一起。例如方言有很多形象生動而押韻的俗諺俚語，包含了祖先們的經歷和智慧，必須用方言念出來才會有它獨特的韻味。
再比如說客家山歌、潮州大戲、歌仔戲等等，都需要方言才能傳承。倘若語言消失了，蘊藏在內的文化也會跟著慢慢沒落。
“方言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王曉梅認為，“倘若一個家庭具有很強烈的方言群認同，尚可讓方言繼續傳承下去，反之，這方言就有可能消失在這個家庭。”
問：方言的功能有限，無法運用到科學、科技、法律等領域？
其實不是方言的功能弱，而是大馬人沒有開發運用層面的方言。以香港為例，他們可以把廣東話運用在生活的各個層面，包括醫學、法律等範圍。
方言的侷限並不是它本身引起的。大馬華人的方言同樣可以發展到像香港的程度，只是大馬目前的客觀環境不允許方言涉及其他領域。每當我們要說一些比較專業和深奧的詞彙或話題，都會習慣性地使用英語或華語，而不是方言。久而久之，方言無用武之地，只能迴歸到社區和家庭親戚之間。
問：學習方言會“汙染”華語的學習？
學習華語和方言沒有必然的關係，即使小孩在家說方言，也不會影響他對華語的學習，因為華語和方言本質上是同一種語言。（中國語言學家認為，我們今天所說的華語和其他方言，都是同一語言分化出來的 ，由於經歷不同的歷史時期，導致各個方言系統出現不同的變化。）
再說，大馬的方言基本是南方方言，語音系統要比華語來得複雜，例如福建話有8個聲調，廣東話有9個聲調，但華語僅有4個聲調。有句話說由簡入繁難，由繁入簡易。小孩先說方言，再學華語，並不會有太大問題。反之，先說華語，然後半路學方言，相對來說會更困難一些。
心理諮詢師李莉莉●孩子母語學習，從出生就規劃
“每一種語言都有它的思想，好像香蕉人有香蕉人的思想，我們純華語環境長大的人也會有我們的思維方式。於此，在孩子出生之際，父母就得有所規劃，確定孩子的母語是什麼。”
心理諮詢師李莉莉建議，父母讓孩子在6歲以前學習各種語言，給孩子的語言學習打好基礎。
第一階段是0至36個月，是小孩學習語言的最佳時期。李莉莉建議，父母儘可能把握這段黃金時期，讓孩子在3歲以前儘量同時掌握2種語言。孩子擁有2種母語，在日常生活中必須有80%時間使用這兩種語言。
第二階段是4至6歲期間，儘管在這時候的語言吸收能力還是不錯，但它不會像首36個月所學的母語那樣，可以自然地說出口。
不少父母和爺爺奶奶為了不讓小孩輸在起跑線，寧可跟孩子說自己不標準的英語或華語，殊不知這會影響孩子說出一口“破英文”或不標準的華語，造成兩頭不到岸。對此，李莉莉認為，“在孩子36個月以前，家長儘量講自己擅長的語言。”好讓孩子掌握該語言的詞彙、讀音、語法等。
問：既想讓孩子掌握華語、英語，又想讓他接觸方言 ，會否造成孩子的語言環境過於複雜而有礙學習？
我曾接到一些個案，孩子在多語環境下不懂選擇哪種語言，最後變得不願意說話。這些個案都是因為孩子沒有一個主要的母語。
打個比方，有的小孩長時間由女傭照顧，自然就習慣說女傭的語言。但女傭是個不穩定的存在，女傭走了以後，小孩就需要跟著轉換不同的語言，最後導致孩子沒有一個主流的語言。
在孩子36個月前，母語的學習扮演著重要角色，主流語言的缺席，將會影響孩子的表達能力。但這不意味著孩子就不能學習多種語言。
只要孩子能在36個月前掌握好2種語言，孩子4歲以後，父母要給他學習再多的語言都是沒問題的，也沒有限制。當然，倘若孩子只是學習而缺乏運用，同樣是徒勞無功，學習語言不僅僅是學習，還必須運用。
問：小孩抗拒講方言，家長該如何是好？
家長必須找出孩子抗拒方言的原因。倘若孩子覺得方言很土，父母可以跟孩子協議，例如在外說其他語言，在家講方言，讓孩子放下抗拒之心，待他漸漸適應和喜歡這個方言時，才進一步擴大講方言的範圍，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另外，建議親戚之間可以辦一些講方言活動，例如讀繪本、看電影、表演等，讓孩子感受到方言的樂趣和可用之處。
不少孩子進入托兒所後趨向講華語或英語，這有可能是因為沒有把更美的東西帶出來。怎麼說呢？孩子進入學校後，可以用華語講很好聽的故事，可以用英語來表演戲劇，孩子會覺得這兩種語言很美麗，反觀方言，一般只用在日常生活甚至是罵人的詞語。
學習語言需要情感，反之，沒有好感的語言學習都是失敗的。家長不妨通過繪本、歌謠等有趣的方式讓孩子多方面瞭解方言，對方言產生好感，享受其中，才能願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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鳄鱼被称为恐龙时代的“活化石”，它们的演化史可追溯到2亿多年前的三叠纪，一直生活在咸淡水交界的河口、红树林和沼泽地带。但近年却频频出现鳄鱼“入城”现象，为何鳄鱼会改变活动范围，离开原本的栖息地，误闯繁嚣拥堵的城市？
“Air yang tenang jangan disangka tiada buaya.”这是一句马来谚语，意思是看似静水无痕，实则暗藏危机，重达数百公斤的巨鳄可能在你左右。
近年在马来西亚半岛，有目击者频频看到鳄鱼“入城”，游进城市的河流，导致人心惶惶，担心鳄鱼会袭击人类。今年2月，吉隆坡占美清真寺附近的河流出现鳄鱼踪迹。同月又发生“Midvalley鳄鱼”事件，谷中城购物广场外的巴生河有鳄鱼晒日光浴。接着，有人陆续在一些知名海滩目击鳄鱼出没，像是波德申的猴子湾、亚庇的丹绒亚路海滩，以及斗湖邦邦岛附近海域。这些鳄鱼事件无疑会冲击当地的旅游业。
对此，马来西亚半岛野生动物保护及国家公园局（PERHILITAN）已经采取行动，将这些鳄鱼捕捉迁移到安全区域。但这些“城市鳄鱼”事件令人不禁思考，为何鳄鱼会改变活动范围？它们为什么会离开原本的栖息地，误闯繁嚣拥堵的城市？
环境变化，迫使鳄鱼进入城市？
鳄鱼被称为恐龙时代的“活化石”，它们的演化史可追溯到2亿多年前的三叠纪，一直生活在咸淡水交界的河口、红树林和沼泽地带。这些区域被茂密的森林覆盖，为鳄鱼提供了安稳的生存空间。
过去，人类的祖先与鳄鱼一直保持和平共处的关系，只要人不犯鳄，鳄不犯人。然而，随着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栖息地遭受破坏，加上食物资源日益短缺，迫使鳄鱼不得不出走。
向长期与野生动物打交道的PERHILITAN询问“城市鳄鱼”现象时，他们通过电邮回复表示，这很可能是环境变化，例如栖息地被破坏、河道改变、城市扩张以及人类住宅区不断侵占鳄鱼生活环境地等因素，都有可能迫使鳄鱼进入城市，寻找新的食物和领地。
“虽然鳄鱼数量增加也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但这种现象更可能与丧失栖息地、人类活动干扰鳄鱼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此外，河道系统改造也让鳄鱼更容易进入一些偏远地区。”
河流重生，野放鳄鱼归来
鳄鱼“入城”的现象恐怕并非单一因素所造成。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旗下物种生存委员会鳄鱼专家组的成员阿都哈密教授（Prof. Dr. Abdul Hamid Ahmad）指出，尽管大多数人认为，主要原因是鳄鱼的栖息地遭受破坏，才会让它们出走，但他表示无法对这个问题下定论，需要再进一步的研究。
惟，不全然是负面因素才会有“都市鳄鱼”的现象。有时，它们发现到有健康的河流生态，物种丰富，就会迁徙到新的栖息地。
例如，早前有报道指出，民众在哥打桥拍到鳄鱼朝巴生河上游的印度街大街方向游去。据报道，巴生河过去都有鳄鱼栖息，只不过因河流污染，它们被迫撤离。随着巴生河的生态恢复，水质变好，不少野生动物开始回归，其中包括鳄鱼、水獭以及河畔的鸟类等。
鳄鱼不能随便杀？
在大马，鳄鱼属于受保护动物，PERHILITAN和执法单位都不能随意射杀。可是，东马的政策有所不同。以砂拉越为例，为了控制沿河鳄鱼的数量，砂拉越森林机构会展开猎鳄行动。沙巴也有类似措施，沙巴野生动物局向民众开放猎杀鳄鱼许可证，呼吁民众申请成为鳄鱼猎人，协助当局减少人鳄冲突事件。
不过，槟城消费人协会不认同沙巴政府的做法。“减少数量不保证不会遇上鳄鱼，何况河流是当地人民的主要交通通道。为了找寻新的栖息地，鳄鱼是会从河口游向内陆淡水地区或沿海地区，因此人鳄冲突很可能继续下去。”
PERHILITAN称，为了应对频繁出现的鳄鱼目击事件，该部门采取了多项防护措施，包括对已知的鳄鱼栖息地开展定期巡逻，以及转移那些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的鳄鱼。
“在一些人类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该部门的专员和专家会及时介入，将鳄鱼安全转移至更适合它们生存的栖息地。”
阿都哈密说，面对鳄鱼的“误闯”，通常都是采用“移除法”，即将捕获的野生鳄鱼转移到繁殖场驯养。这也是目前最有效的应对措施。
此外，还有一种符合人道主义的做法，那就是捕获野生鳄鱼后，将它转移到无人居住的偏远地区。然而，野放是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鳄鱼有归巢的本能。
“一些马来西亚非政府组织也曾推崇这个方案，但科学证明这种做法是徒劳无功的。即便鳄鱼被迁移到数千公里之外，它依然可以跨越海洋或国境，在几个月内，返回距离捕获地点400公尺范围内的区域。”
制定通用标准，以鳄鱼体型判定危险程度
阿都哈密坦言，虽然政府已经制定很多防范鳄鱼措施，并在相关区域竖立警告牌，但目前依然没有特别有效的方法阻止人鳄冲突。他建议，或许可以从两个方向着手：第一、提高民众的安全意识，鳄鱼出现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第二、持续转移那些有危险的鳄鱼，这个措施必须长期做下去。
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有关当局可以依据体型来判定鳄鱼的危险程度，而不需要去证明那条鳄鱼是否有攻击。举例来说，一条鳄鱼只要超过5公尺长，足以对周围居民构成威胁，相关单位应该马上转移。
“鳄鱼的‘危险体型’是通用标准，所有野生动物管理部门都采用这个原则。”
他强调，管理野生鳄鱼是需要长期投入的工作。如果等到发生人命才来射杀鳄鱼，那是属于被动式的应对措施。想要消除潜在危险，应当采取必要的行动。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鳄鱼？
在东马，经常会看见鳄鱼出现在人类社区，导致人鳄冲突事件逐渐增加。有分析推测，可能是鳄鱼数量太多，为了获取更多食物资源，它们改变活动范围，游到不同的分支河流。
他解释道，咸水鳄（Crocodylus porosus）是大马分布最广的鳄鱼种类，可以在淡水和咸水环境中生存，极为危险。此外，本地还有两种鳄鱼——暹罗鳄和马来长吻鳄，“不过这两种鳄鱼只可以在淡水里面生活，像是内陆湖泊和沼泽地，而且它们的数量非常稀少。”
那么为何鳄鱼数量会日益增加？他认为，这也许是政府保护政策带来的“副作用”。
早在1980年代末，鳄鱼皮一度成为市场的抢手货，尤其咸水鳄皮有对称的纹理图案，以及柔韧的质感，很适合制作奢侈时尚单品。当时人们随意滥杀，几乎将野生鳄鱼赶尽杀绝。
为了防止鳄鱼灭绝，沙巴在1982年立法保护野生鳄鱼，砂州的咸水鳄也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附录一（Appendix I），禁止一切猎杀和贸易活动。
保护政策奏效，沙巴鳄鱼数量增长逾10倍
自1998年野生动物保护（修正）法令生效后，砂州鳄鱼数量逐渐回升。随着大马加入IUCN、CITES及TRAFFIC等国际组织，再加上2010年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令（716法令），鳄鱼栖息环境开始慢慢修复，越来越多鳄鱼回归到河流和沼泽地带。
在2006年至2017年，阿都哈密一直在沙巴从事有关鳄鱼的生态研究。他说，这些法律的本意是防止滥杀或未受监管的狩猎，避免物种灭绝。
“不过，当时或许没有制定‘如果这些法律奏效该怎么办’的应对方案。事实证明，这些法律的确奏效，多年的保护（政策）让鳄鱼重返许多河流。当我在沙巴工作时，我们发现自1984年以来，沙巴的鳄鱼数量增长了超过10倍！”
尽管保护政策取得显著的成效，让鳄鱼数量大幅增长，但同时也严重冲击依靠河流生活的居民，他们每天要提防鳄鱼出没，担心自己或家畜成为鳄鱼的猎物。
大型鳄鱼正在增加……
鳄鱼繁殖速度其实相当缓慢，雌鳄一次可以产下30至60颗蛋，并需要3个月来孵化。但是，它们的存活率很低。阿都哈密说，只有1%的蛋能够存活到成年。在野外，蜥蜴、鸟类是会吃掉鳄鱼的蛋。即使成功孵化成幼鳄，它们仍要面对各种大型捕食者的威胁。
“40年前孵化的幼鳄中，如今有1至2%已经变成大型鳄鱼。鳄鱼是长寿的物种，可以终生持续生长。所以40年前的大型鳄鱼，现在已经变得极其庞大。不是说大到像一辆巴士，但一条5公尺长的鳄鱼已经属于巨型鳄鱼了，是可以攻击人类。”
2023年，沙巴野生动物局就曾在拿笃射杀一条身长5公尺，重达1200公斤的巨鳄。他说，根据现有的记录，鳄鱼最长可达到7公尺。如今大型鳄鱼的数量肯定比以前来得多，这也就是采取保护措施后，必然会出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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