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的农历新年都过得不那么平静。今年雪州蒲种市中心国中一校的灯笼挂了又拆,拆了又挂,事缘土著权威党副主席莫哈末凯鲁以家长投诉为由,要求校方拆下新年装饰。还有去年猪年和前年狗年,猪狗装饰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消失或搞错了。例如狗年那只“旺旺”叫的鸡,还有以地支“戌”和“亥”代替猪狗图腾。
我想提问的是,为何校方因单方面投诉便急忙拆下新年装饰?为何人们事先自我审查认定猪狗图腾敏感,改由文字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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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可以从两方面思考:这些敏感从何而来?为何我们害怕敏感而急着闪避?
答案就在莫哈末凯鲁的话里。灯笼事件后他曾表明,尽管知道华人农历新年与宗教无关,但是这是社会普遍上存有的刻板印象,而该党没有义务纠正这项错误的印象。他是称职的政客,正因各族对各族都有刻板印象,大伙容易单凭刻板印象思考,他顺势挑起其中对立,成功制造话题,在爪夷文闹得沸沸扬扬之际,更深一层分裂族群。
灯笼事件后,那些不分族群一起穿得红彤彤,一起写春联,一起舞龙舞狮的活动,都被上载到网络传为佳话。举凡华裔送受伤的巫裔骑士到医院、印裔司机大半夜送华裔乘客回家、咖啡店内不分种族喝茶聊天,都变成难能可贵的小事……
种族敏感神经被挑起后,我们习惯极力搜寻四周和睦的证据,力证这些对立都是政客挑起。然而事情不是政客不挑起,对立就不会发生,我们该正视的是被政客利用的“刻板印象”。
套旅台大马导演廖克发的话,这个国家有“受害者狂想症”,印度人常说有人要拆印度庙,华人总说政治上被打压,马来人说自己土地之子却很穷,原住民说森林一直被砍伐。结果,每个人都在用受害者逻辑巩固种族思维。
人们一方面控诉是种族主义受害者,一方面又以刻板印像看待他族问题:懒惰的多数是某族,打劫银行的多数是某族,某族特别爱钱,某族落后不文明。我们是否也是种族主义者?
又,我们为何害怕敏感,急着闪避?那也许是五一三的魅影还笼罩着,我们害怕种族敏感会无限放大至种族冲突,所以为防发生冲突,事先闪避。当更高级别的冲突得以避免,原本不怎么样的小事遂被放大成冲突,人们闪避的事情也越来越小。这正是政客乐见的,他不必多费力气管理控制,反正人们会自我限缩。
我想起1月份在大马上映的台湾电影《返校》。剧中描写国共内战后国民党退守台湾施行党国体制,透过制造白色恐怖巩固政权。那个严格控制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环境令人窒息,各种严刑逼供令人畏惧,恐怖气氛蔓延,所有人生活得小心翼翼。对比之下,大马的政治环境更厉害,不必教官在校把风,人们已自动对“敏感”加以想像和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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