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俊奇／生活除了遠方和詩，其實還有豐子愷

豐子愷長得真好。長得好的文人其實不少。比如胡適，比如徐志摩，比如梁思成；都眉目清秀，都衣冠楚楚，都一派紳士。就連魯迅，我也覺得魯迅長得好，好在一臉的忍辱負重，好在一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神色，凝重而肅穆，看上去特別有戲劇張力，只可惜魯迅身材短小了一些，多少削減了陽剛之氣。而豐子愷顯然是不同的。雖然身形單薄，豐子愷卻長著一張出乎意料的明星臉，輪廓特別深，鼻樑高挺，雙目深邃，而且十分上相，在鏡頭面前神態自若，有點像那些自恃賣相養眼的明星，很是知道怎麼在攝影機面前自動把角度調好，適當地釋放所謂的個人魅力——當然豐子愷不會去計較這一些，也當然豐子愷不懂得去包裝這一些。可我見過好幾張豐子愷的照片，發現他側臉比正臉好看，我記得有一張是他剛從日本學成歸來在影樓拍的，時值1921年末，照片裡頭的他一臉憤憤不平，兩邊的頭髮都被刀子削得高高的，簡直就是時下最流行的憤青們最愛剪的髮型，眼神惡狠狠地瞅著鏡頭，身上倒是端端正正地打了領帶套上背心穿上長袖白襯衫，手裡還握著一本半捲起來的書——於是我在想，當年的豐子愷，應該怎麼都估摸不到，他往後的形象，竟會是把洋裝統統都丟掉，十年如一日地套一襲粗布長衫，在耳朵上掛一副圓形眼鏡，並且蓄起了老成的山羊鬍須，長長地垂掛在胸前，完全是“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一副把國情世情人間情都看通看透，事事瞭然於心的模樣。

因此我老是反覆忖度，這泰半是受了他特別仰慕的老師李叔同的影響罷？豐子愷說過，“凡是先生喜歡的，我都喜歡”。而出家修道之前的李叔同，年輕時隨母親從天津來到上海，整個人洋裡洋氣的，穿著講究得不得了，而且十分前衛，完全把自己由頭到腳都浸入了上海的紙醉金迷裡頭，每次出門，穿西服打領結套皮鞋，非得全副武裝不可，加上相貌堂堂，根本就是風度翩翩的貴公子，他對豐子愷說，“做人做事，光是認真是不夠的，還要十二分的認真才行。”當時的李叔同剛從日本攻讀西洋藝術回來，既是留學生，就要認認真真地樹立起地道留學生的樣子，這不是媚外或虛榮，而是對自己身分的基本尊重。一直到後來李叔同的母親逝世，他決定回國當教師，這才當機立斷，褪下洋服，換上一襲乾淨無華的黑布褂子，一臉的寬容與謙和，而那褂子上的黑，我印象出奇深刻，黑得謙虛誠懇，黑得不卑不亢，黑得溫和而嚴厲——既是教師，就必須在形象上有教師的樣子，就連眼鏡，李叔同也從金絲換成鋼絲，徹底洗脫在日本當留學生的形象，因此很明顯的，豐子愷後來的造型，多少是受了李叔同的影響，莊重而儒雅，能放能收，既有教師任重道遠的形態，也有藝術家逍遙自在的做派，自成一格，有如紙窗外紛紛落下的初雪，賞心，悅目。

而我一直特別喜歡豐子愷，對他的喜歡，遠在筆鋒犀利的魯迅之上，喜歡他畫風的樸實，喜歡他字句的素簡，喜歡他潑翻在字畫上坦然的才氣和乾淨的孩子氣，有一股讓人安靜下來的慈悲，可以養心，也可以調性，就像炎夏裡一壺不知是誰善意擱在郊道旁一座涼亭裡的清茶，光是遠遠瞥見，還未趨前去端起杯盞，暑氣就先消了。我尤其喜歡他整個人生一直都很平實地“藝術化”，明明歷盡人世間的大顛大沛和大喜大悲，顏面上還是一派的窗明几淨——就好像，我從來不敢驚擾在公園或在茶室裡打盹的老人，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在他們那一臉的懵懂與混沌底下，心裡頭其實一路在大張旗幟地上演著和自己的青春十八相送，而那場面之浩大，那鼓聲之喧鬧，那劇情之曲折，恐怕是超乎我們遠遠可以想像的——每一個人，在他自己的回憶裡頭，都是獨當一面的英雄。而豐子愷，他特別懂得把苦難的生活過得愜意又有文趣，就算抗日逃難那麼艱辛的時候，他攜妻帶小，在塵煙滾滾的世道上尋找一處安身立命之地，仍然一路疲於奔命，一路不忘題詩作畫撰文，從杭州、漢口、桂林、重慶，每到一處，必作一畫，但字畫背後藏的，全是他被命運三番幾次刁難和盤問，等閒不向人說的委屈。而且豐子愷到底是藝術家，生活上相對總是比較安逸的，即便遇上逃難這麼艱苦的事兒，他也可以將之轉化成“藝術性的逃難”，路上盤纏使盡，他便讓孩子們把壓歲錢掏出來，一塊兩塊的洋錢，湊足了路資，又一路往前顛簸而行，每到一處地方，仗著他的名氣，就想辦法開個畫展什麼的，只要把畫賣出去，一家人的拮据生活就有著落了。而豐子愷在逃難期間的畫作，總是避重就輕，輕輕帶過老百姓在戰禍中的孱弱與微茫，倒是映照出他一如既往地良善，淡泊，謙遜，像一叢青綠挺拔的竹子，纖細而磊落，明明困頓在現實之中，卻又有辦法跳脫於世俗之上，流散出溫潤而純真的人情味。我尤其喜歡豐子愷順應善緣，順應天命，順應弘一法師在他額頭上壓下的一抹指紋記認 ，傾盡心力，配合出家後法號“弘一”的恩師李叔同，以四百五十餘幅畫作結合而成的6冊《護生畫集》——直至弘一法師圓寂，這一系列本著引導眾生“去除殘忍心，護養慈悲心”的畫集，早已遍傳天下，而豐子愷更在弘一法師門下，皈依佛法，法號“嬰行”——那法號之美，不單詩意盈滿，踽踽而行，穿越佛境和法意。

什麼都比不上“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的石門灣老家

大家都說，豐子愷的字畫，像個童心未泯的孩子，特別招人喜愛，因此豐子愷愛貓，也就變得理所當然——我看過一張照片，一隻稚氣的白貓，一躍而上，蹲在豐子愷戴著冷帽的頭頂，豐子愷竟一點也不懊惱，神色自若地繼續讀書，而從豐子愷身上穿著的棉襖看來，當時應是初冬吧，冬陽暖暖地篩進豐子愷當時住的“日月樓”，那隻豐子愷將它取名為“白象”的白貓，大抵為了撒嬌，並且順道兒取一取暖，所以才會躍上豐子愷的頭頂，而那畫面之和諧，連我這種天生懼貓，曾因被貓兒一路喵喵叫著窮追不捨，而不得不撒手丟下手裡提著的鹹魚煎餅便當，轉過身落荒而逃之人，也禁不住嘴角泛笑，覺得這樣的畫面，實在是不可多得的美好，就好像豐子愷自認貓緣甚深，常常把貓畫進他的漫畫裡，也常常借貓敘事說道理，我倒是特別對他養的“白象”好奇，因為豐子愷說它兩隻眼球一黃一藍，渾身雪白，漂亮得連查戶口的警察見了它，也禁不住對它逗弄起來，暫時不查了，而我則覺得這“白象”不就是另一位音樂金童子大衛·寶兒嗎，彼此都有神秘的雙色眼瞳，在眼光照耀之下，瞳孔細得幾乎看不見，神秘得很，也詭異得很。就連豐子愷尊敬的李叔同，也是心思上翻山越嶺的愛貓之人，他可以從國外發電報回來，就只為了詢問，“愛貓安否”？都說文人愛貓成痴，這事恐怕是真的，而我偏偏對所有動物都生分，都保持客氣而禮貌的距離，尤其消受不起貓兒幽靈也似，出其不意把身子貼上我腳邊耳鬢廝磨，是於老舍竟每晚都要守門，非要等到家裡的愛貓夜遊歸來才肯鎖上家門，落在我眼裡，簡直匪夷所思。

又比如豐子愷愛喝兩杯，在生活最難過的時候，人們最關心的只是身體的溫飽，見了面難免要問，吃過飯了沒？而豐子愷每次總是擺擺手笑晏晏地說，吃過嘞吃過嘞，其實他哪有吃過什麼飯了，不過是喝了幾口暢快的酒罷了，他說，“酒是米做的，我喝了酒，不就等於吃了飯麼？”大家聽了，都只能苦笑著搖頭。最難過的是，豐子愷晚年坎坷，遇上了文革，好幾次被紅衛兵按壓在畫院的草地上，刷糨糊、貼大字報、抽皮鞭，每次挨完皮鞭，臉色蒼白地扶著牆壁腳步踉蹌，家人見了眼淚馬上冒上眼眶，他倒反過來催著要酒喝，安慰家裡的人說，“算得了啥啊，只要回得了家，只要回到家有酒喝，其他都是小事。”就好像豐子愷曾經到過臺灣中山堂辦過畫展，當地的朋友紛紛勸他移居臺灣，他表面上是心動了，說臺灣風土人情什麼都好，偏偏就是少了紹興酒，沒有酒，就算有詩有遠方，終究比不上他畫的，一夥朋友喝完兩斤花雕，“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的石門灣老家好。而那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