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慧琪.修炼疫情

武汉肺炎爆发初期（当时尚未易名“冠状病毒病”），不免恐慌。好友彼时刚搭机返马，我也从吉隆坡搭机回乡过年，两人话题围绕机场检疫设施、口罩、搓手液等，还回忆起17年前SARS疫情。

那时刚上中学，校方派发每人一支水银体温计，上课前都必须量体温。使用水银体温计得先甩一甩让水银柱下降，再含入口中舌头下方测温。结果每班都有同学意外甩破体温计，得赶紧找硫磺粉覆盖在水银上，避免毒性挥发。那是我们的SARS记忆，倒不记得有口罩荒与慌，也没有因此练就20秒“内、外、夹、弓、大、立、腕”洗手法则的良好习惯。此次疫情后，谁还记得这七字诀？

冠病疫情爆发之初，聆听翁诗钻医生的讲座“瘟疫蔓延时，我们学会了什么？─瘟疫对社会文明的影响”。讲座不是教导如何防范疫情，而是疫情下的人性表现，譬如我们无可避免地恐慌，还有一层层的猎巫、污名化和歧视。

冠病爆发至今恐慌未曾停过。病例飙升加上长期买不到口罩，都一再加剧民众恐慌。2月初的讲座上，有听众分享身边友族同事不如华裔紧张，怀疑与资讯接收有关。大马华人多自主接触中港台媒体，透过有线电视、社交媒体都可以轻易阅听当地新闻资讯；本地华文媒体也大量报道中港台新闻。大马华人可能因此对于冠病的认知较早，并包含这些早期疫区的防疫和应对措施。从脸书的粗略观察，友族朋友多是在第二波疫情爆发后才大量转发防疫资讯。

在此并非要指责本地各语言媒体报道不足，导致其他友族资讯接收太少。想要带出的是，资讯接收与语言和环境关系密切。疫情自中国爆发，恰好所输出的资讯利于华人接收。这并不代表华人能站在知识或道德高地谴责其他族群。

歧视无所不在，对确诊者，对康复者，对确诊者同村人，对确诊者的宗教、族群……疫情在亚洲爆发初期，在西方国家的亚裔面孔因屯粮、戴口罩而被歧视，甚至被殴打。在大马，确诊者的家庭被人肉搜索，不胜干扰。

再看看喜来登政变那一周，政局动荡，族群更为分裂，一些辱骂华人的字眼从“Balik China”变成“Balik Wuhan”。第二波疫情爆发，尤以大城堡清真寺的传教士集会为最大宗，情况倒转，网络出现各种恶言咒骂穆斯林聚集祈祷的言论。辱骂对疫情有何帮助？一点也没有，反而加剧族群之间的歧视和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