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慧琪.修煉疫情

武漢肺炎爆發初期（當時尚未易名“冠狀病毒病”），不免恐慌。好友彼時剛搭機返馬，我也從吉隆坡搭機回鄉過年，兩人話題圍繞機場檢疫設施、口罩、搓手液等，還回憶起17年前SARS疫情。

那時剛上中學，校方派發每人一支水銀體溫計，上課前都必須量體溫。使用水銀體溫計得先甩一甩讓水銀柱下降，再含入口中舌頭下方測溫。結果每班都有同學意外甩破體溫計，得趕緊找硫磺粉覆蓋在水銀上，避免毒性揮發。那是我們的SARS記憶，倒不記得有口罩荒與慌，也沒有因此練就20秒“內、外、夾、弓、大、立、腕”洗手法則的良好習慣。此次疫情後，誰還記得這七字訣？

冠病疫情爆發之初，聆聽翁詩鑽醫生的講座“瘟疫蔓延時，我們學會了什麼？─瘟疫對社會文明的影響”。講座不是教導如何防範疫情，而是疫情下的人性表現，譬如我們無可避免地恐慌，還有一層層的獵巫、汙名化和歧視。

冠病爆發至今恐慌未曾停過。病例飆升加上長期買不到口罩，都一再加劇民眾恐慌。2月初的講座上，有聽眾分享身邊友族同事不如華裔緊張，懷疑與資訊接收有關。大馬華人多自主接觸中港臺媒體，透過有線電視、社交媒體都可以輕易閱聽當地新聞資訊；本地華文媒體也大量報道中港臺新聞。大馬華人可能因此對於冠病的認知較早，幷包含這些早期疫區的防疫和應對措施。從臉書的粗略觀察，友族朋友多是在第二波疫情爆發後才大量轉發防疫資訊。

在此並非要指責本地各語言媒體報道不足，導致其他友族資訊接收太少。想要帶出的是，資訊接收與語言和環境關係密切。疫情自中國爆發，恰好所輸出的資訊利於華人接收。這並不代表華人能站在知識或道德高地譴責其他族群。

歧視無所不在，對確診者，對康復者，對確診者同村人，對確診者的宗教、族群……疫情在亞洲爆發初期，在西方國家的亞裔面孔因屯糧、戴口罩而被歧視，甚至被毆打。在大馬，確診者的家庭被人肉搜索，不勝干擾。

再看看喜來登政變那一週，政局動盪，族群更為分裂，一些辱罵華人的字眼從“Balik China”變成“Balik Wuhan”。第二波疫情爆發，尤以大城堡清真寺的傳教士集會為最大宗，情況倒轉，網絡出現各種惡言咒罵穆斯林聚集祈禱的言論。辱罵對疫情有何幫助？一點也沒有，反而加劇族群之間的歧視和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