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筠婷/草屋顶（上）

（她很想将白灯笼摔到哥哥脸上。看清楚。是六十六岁，加三岁则是六十九。）

“人说逢九必有一劫。我想，我过不到六十九。”

一年前，当母亲还很清醒的时候，某个晚上这么对她说。

那时候是她给瘫痪在床的母亲做睡前的全身按摩时，病后沉默寡言的母亲突然打开话框子。记得当时母亲眼睛没有焦点的盯着天花板，语气平淡，却是少有开敞的情绪。

“妈妈，距离六十九还很久，别担心。”

“我不久了。只是，你的人生还很久。”

母亲这么一说，她接不上话来，唯有安静了。母亲也陷入沉寂，母亲的无能为力唯有让自己也安静下来，所有的诉求在无能者面前只留下被消音的唯一道路。她和她都是。寂静蚕食着她们母女俩。

此时此刻这个回忆突然袭击，仿如她这两天偶尔冷不防会看见母亲遗照那开心的笑容，只有她才知道这里头的落差有多大。冲击太大，她必需仰着头才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这几天，她一滴眼泪都没有落下来，只是在旁缄默的折金纸，机械式的折着，折着。哥哥姐姐都说她冷血，照顾母亲这么久就理所当然不哭泣了吗？事实上她只是心死。别以为生病的只是妈妈，她所有的感受神经线也随着妈妈逐渐剥落的年岁，渐冻，直到细胞一点一点的死亡。

让哥哥姐姐忙去吧。折完金纸的她，安静的滑手机。

这些年，尤其是母亲最后那一年，她全程守在母亲病榻前，偶尔外出采购以外，几乎足不出户。这时候她靠的就是这部手机和外界接轨。灵堂前，她用这个小小窗口飞出了马来西亚，飞离这个她一度心急着想离开，到最后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家。妈妈不在，这个像合掌一样双手连起的屋顶还能是个家吗？

翻读合掌村的资讯，她看见这一段文字：

合掌造每隔三、四十年就必须更换老朽的屋顶茅草。更换茅草需要大量人力，故每次有哪一家人的屋顶需要翻修，全村的人就会同心协力一起完成，这种合作方式称为“结”（ゆい）。

“你不是吧？现在找旅行社？”哥哥突然出现，一脸的不满。

哥哥这种神情她已经惯见。每次哥哥带着探望妈妈的理由出现在这个家里，也是这种到处批判四处不满意的神情。她也一如惯往的木着脸看着哥哥。她也渐渐的发现这招好用，尤其是哥哥姐姐对她越是愧疚的时候。她越没有表情，越是管用。

她不想被人称什么情感勒索或道德绑架自己的哥哥姐姐——即便哥哥姐姐对她还有情感或许对母亲还有道德。她唯有木着脸，没有表情，表达自己所有的诉求。她不会一边掉眼泪一边要求，更不会一边数落对方一边要求。

她此刻内心想说的是：“我现在找旅行社，因为我很想马上就飞。”然而她还是木着脸不发一声，用缓缓的内力逼退高姿态的哥哥。

倒是这个不同姓的姐夫，这个时候坐过来，眼神炙热关切的问候她：“怎样，找着工作吗？”

她摇头，没有发出一句声音，深怕被姐姐听到，姐姐就会说：“她大学生，不怕找不到工作。”

就是因为这句“她是大学生”，一度就是哥哥姐姐让她留在家里照顾中风的母亲的理由。还有，她还没有嫁人，她独身，她自由……就是剩余的，其他支持她得留在家照顾母亲的理由。

哥哥的理由是，她是大学生懂得比较多，又是女孩，贴身的照料，他一个男人做不来；姐姐的理由是，她是大学生找工作方便，不像姐姐她自己好不容易靠双手建立一点点的事业，实在抽不出时间照顾妈妈。她那位留着十根兰花指的大嫂更是一绝，她用优雅的手指作势翻翻书本，说她是大学生，可以给卧病在床的妈妈读读报纸念念书，给病榻的妈妈打发时间。

确实，因为她是大学生，她辞去那份毕业后没多久就找到，才做了一年半的优渥工作，改到一间上班时间非常弹性的非盈利团体上班，每天九点到下午三点，事少，离家又近，早上还来得及准备自己和母亲的早餐和午餐才出门。当时母亲不过经历一场小中风，右手虽然不太方便，但还可以自行进食，扶着助步器还可以离开房间走到客厅看电视。她三点放工回家，马上又得准备打点妈妈的一切。工作虽然悠闲但日子却充实。

这样的日子越来越不轻松，尤其是当妈妈经历了几次的中风后，身体慢慢赢弱，甚至开始出现癫痫，逐渐的妈妈连洗澡也需要人帮忙。她放工回来，得扛着妈妈到卫浴，上厕所洗澡。此刻的妈妈像个孩子，她得慢慢帮妈妈脱衣脱裤，洗头，擦身体，再扛到床上，给妈妈换干净的尿布。这样一来一回得花两个小时。上班后还要处理这些事务的她，开始应付不暇。

她索性连工作都辞了，照顾妈妈耗时是一回事，频频请假得看老板脸色是另一回事，更重要的是，在工作途中她还得一直担心独自在家的妈妈。这个时候，妈妈已经没有力喊她的名字，只能动动手指摇晃缠在她指头的啷铛召唤她前来。上班期间，这铃声太遥远，万一有什么事情，她听不见。

直到有一天，大概三个月前，扶着母亲到卫浴的她一时不留神，双双扑倒在地面，她是可以马上爬起来，行动不便的妈妈却动弹不得，面朝地的抹上一整脸污水。她顾不得双膝的伤痛，马上将妈妈扶起，然而她的力气太小，只能将妈妈扶好坐正，却没有力气将她抱回房间。她窘得哇哇大哭，转头却看见妈妈也泪流满脸。

当时的妈妈已经无法说话。看见妈妈绝望的眼神她发誓再也不要在妈妈的面前哭泣了。

她也忘了自己那天是如何将妈妈安顿，好像是找来了邻居的帮忙，也好像是靠蛮力硬把母亲扛起背上。那天发生的一切她都忘记了。基本上，她某一部分的心，从那一刻开始，已经死亡。

后来她要求哥哥姐姐出资请一个看护。哥哥一度结结巴巴的，极度不愿意。姐姐甚至要求将请看护的钱三分，包括她在内的三兄妹，一人一份。“妈妈是大家的，就好像这间屋子那样。理应平分。”她在那一刻开始学会木着脸，不说好，也不说不好，沉默的抗议。最后是哥哥打圆场说他再想想办法。

想了几个月的办法没有想到，妈妈率先离开这个乱局。

母后没多久她也离开了这个乱局。哥哥拿了妈妈的香炉；姐姐拿了妈妈的遗照，各自说要给母亲做七。他们或许有他们自觉未曾善尽的孝，她所作皆办，再做下去也只是仪式，或者让活着的人心安一点点的仪式感。她带着一点母亲的骨灰，离开了这个她一度不懂什么时候才可以离开的家。

飞机上她没睡好，醒了又睡睡了再醒。班机在早晨抵达金泽机场，她几乎马上看见有个人举着一张写上自己名字的牌子。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男子——大概比孩子还要大一点点的男生，他那反射青绿色的墨镜悬挂在脑后，翘起二郎腿在一旁等候。一看见因为肤色黝黑很明显非日本人的亚裔脸孔步进候客厅，他马上堆出一脸的笑容，接过她的行李，拉到他的私家车里，给了她一堆的票务、地图、收据和入住证明。交代完毕他从脑后抽出墨镜戴上，潇洒的退车离开机场。（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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