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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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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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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9:00am 20/03/2020

王筠婷/草屋頂(上)

作者: 王筠婷
圖◆Olga Tarakanova
圖◆Olga Tarakanova

靈堂裡,相片裡的母親展示笑容迎向每個到訪的客人。輓聯和花籃寫上的八個大字“音容宛在-懿德長存”完好的形容被定格的母親此刻的模樣。這張照片是哥哥選的,比實際上彌留中的母親容貌還要年輕二十年。哥哥姐姐沒有看見病榻上的母親蠟燭殘存的枯黃模樣。哥哥和姐姐看見的,只是上妝後入殮的宛在音容。

哥哥姐姐曾將她拋在後院照顧母親;如今急忙的擠在前線,以大哥大姐的身分負責招待著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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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是,媽媽她臥病在床快三年了,對她來說何嘗不是一個解脫。”

(她內心冷笑,是三年八個月又零六天。而且她是最後一年才行動不便的。)

“媽媽的右腿不太好,行動一直都不便。這些年都沒有走訪親戚。”

(她“噗呲”笑出一聲,母親是右邊身體都不太好,從臉部到腳趾都癱瘓,從局部,到全身。不只是右腿。)

“媽媽享年65歲。”

(她很想將白燈籠摔到哥哥臉上。看清楚。是六十六歲,加三歲則是六十九。)

“人說逢九必有一劫。我想,我過不到六十九。”

一年前,當母親還很清醒的時候,某個晚上這麼對她說。

那時候是她給癱瘓在床的母親做睡前的全身按摩時,病後沉默寡言的母親突然打開話框子。記得當時母親眼睛沒有焦點的盯著天花板,語氣平淡,卻是少有開敞的情緒。

“媽媽,距離六十九還很久,別擔心。”

“我不久了。只是,你的人生還很久。”

母親這麼一說,她接不上話來,唯有安靜了。母親也陷入沉寂,母親的無能為力唯有讓自己也安靜下來,所有的訴求在無能者面前只留下被消音的唯一道路。她和她都是。寂靜蠶食著她們母女倆。

此時此刻這個回憶突然襲擊,仿如她這兩天偶爾冷不防會看見母親遺照那開心的笑容,只有她才知道這裡頭的落差有多大。衝擊太大,她必需仰著頭才不讓自己的眼淚掉下來。這幾天,她一滴眼淚都沒有落下來,只是在旁緘默的折金紙,機械式的折著,折著。哥哥姐姐都說她冷血,照顧母親這麼久就理所當然不哭泣了嗎?事實上她只是心死。別以為生病的只是媽媽,她所有的感受神經線也隨著媽媽逐漸剝落的年歲,漸凍,直到細胞一點一點的死亡。

讓哥哥姐姐忙去吧。折完金紙的她,安靜的滑手機。

這些年,尤其是母親最後那一年,她全程守在母親病榻前,偶爾外出採購以外,幾乎足不出戶。這時候她靠的就是這部手機和外界接軌。靈堂前,她用這個小小窗口飛出了馬來西亞,飛離這個她一度心急著想離開,到最後也沒有什麼所謂的家。媽媽不在,這個像合掌一樣雙手連起的屋頂還能是個家嗎?

翻讀合掌村的資訊,她看見這一段文字:

合掌造每隔三、四十年就必須更換老朽的屋頂茅草。更換茅草需要大量人力,故每次有哪一家人的屋頂需要翻修,全村的人就會同心協力一起完成,這種合作方式稱為“結”(ゆい)。

“你不是吧?現在找旅行社?”哥哥突然出現,一臉的不滿。

哥哥這種神情她已經慣見。每次哥哥帶著探望媽媽的理由出現在這個家裡,也是這種到處批判四處不滿意的神情。她也一如慣往的木著臉看著哥哥。她也漸漸的發現這招好用,尤其是哥哥姐姐對她越是愧疚的時候。她越沒有表情,越是管用。

她不想被人稱什麼情感勒索或道德綁架自己的哥哥姐姐——即便哥哥姐姐對她還有情感或許對母親還有道德。她唯有木著臉,沒有表情,表達自己所有的訴求。她不會一邊掉眼淚一邊要求,更不會一邊數落對方一邊要求。

她此刻內心想說的是:“我現在找旅行社,因為我很想馬上就飛。”然而她還是木著臉不發一聲,用緩緩的內力逼退高姿態的哥哥。

倒是這個不同姓的姐夫,這個時候坐過來,眼神炙熱關切的問候她:“怎樣,找著工作嗎?”

她搖頭,沒有發出一句聲音,深怕被姐姐聽到,姐姐就會說:“她大學生,不怕找不到工作。”

就是因為這句“她是大學生”,一度就是哥哥姐姐讓她留在家裡照顧中風的母親的理由。還有,她還沒有嫁人,她獨身,她自由……就是剩餘的,其他支持她得留在家照顧母親的理由。

哥哥的理由是,她是大學生懂得比較多,又是女孩,貼身的照料,他一個男人做不來;姐姐的理由是,她是大學生找工作方便,不像姐姐她自己好不容易靠雙手建立一點點的事業,實在抽不出時間照顧媽媽。她那位留著十根蘭花指的大嫂更是一絕,她用優雅的手指作勢翻翻書本,說她是大學生,可以給臥病在床的媽媽讀讀報紙念念書,給病榻的媽媽打發時間。

確實,因為她是大學生,她辭去那份畢業後沒多久就找到,才做了一年半的優渥工作,改到一間上班時間非常彈性的非盈利團體上班,每天九點到下午三點,事少,離家又近,早上還來得及準備自己和母親的早餐和午餐才出門。當時母親不過經歷一場小中風,右手雖然不太方便,但還可以自行進食,扶著助步器還可以離開房間走到客廳看電視。她三點放工回家,馬上又得準備打點媽媽的一切。工作雖然悠閒但日子卻充實。

這樣的日子越來越不輕鬆,尤其是當媽媽經歷了幾次的中風後,身體慢慢贏弱,甚至開始出現癲癇,逐漸的媽媽連洗澡也需要人幫忙。她放工回來,得扛著媽媽到衛浴,上廁所洗澡。此刻的媽媽像個孩子,她得慢慢幫媽媽脫衣脫褲,洗頭,擦身體,再扛到床上,給媽媽換乾淨的尿布。這樣一來一回得花兩個小時。上班後還要處理這些事務的她,開始應付不暇。

她索性連工作都辭了,照顧媽媽耗時是一回事,頻頻請假得看老闆臉色是另一回事,更重要的是,在工作途中她還得一直擔心獨自在家的媽媽。這個時候,媽媽已經沒有力喊她的名字,只能動動手指搖晃纏在她指頭的啷鐺召喚她前來。上班期間,這鈴聲太遙遠,萬一有什麼事情,她聽不見。

直到有一天,大概三個月前,扶著母親到衛浴的她一時不留神,雙雙撲倒在地面,她是可以馬上爬起來,行動不便的媽媽卻動彈不得,面朝地的抹上一整臉汙水。她顧不得雙膝的傷痛,馬上將媽媽扶起,然而她的力氣太小,只能將媽媽扶好坐正,卻沒有力氣將她抱回房間。她窘得哇哇大哭,轉頭卻看見媽媽也淚流滿臉。

當時的媽媽已經無法說話。看見媽媽絕望的眼神她發誓再也不要在媽媽的面前哭泣了。

她也忘了自己那天是如何將媽媽安頓,好像是找來了鄰居的幫忙,也好像是靠蠻力硬把母親扛起背上。那天發生的一切她都忘記了。基本上,她某一部分的心,從那一刻開始,已經死亡。

後來她要求哥哥姐姐出資請一個看護。哥哥一度結結巴巴的,極度不願意。姐姐甚至要求將請看護的錢三分,包括她在內的三兄妹,一人一份。“媽媽是大家的,就好像這間屋子那樣。理應平分。”她在那一刻開始學會木著臉,不說好,也不說不好,沉默的抗議。最後是哥哥打圓場說他再想想辦法。

想了幾個月的辦法沒有想到,媽媽率先離開這個亂局。

母后沒多久她也離開了這個亂局。哥哥拿了媽媽的香爐;姐姐拿了媽媽的遺照,各自說要給母親做七。他們或許有他們自覺未曾善盡的孝,她所作皆辦,再做下去也只是儀式,或者讓活著的人心安一點點的儀式感。她帶著一點母親的骨灰,離開了這個她一度不懂什麼時候才可以離開的家。

飛機上她沒睡好,醒了又睡睡了再醒。班機在早晨抵達金澤機場,她幾乎馬上看見有個人舉著一張寫上自己名字的牌子。是一個非常年輕的男子——大概比孩子還要大一點點的男生,他那反射青綠色的墨鏡懸掛在腦後,翹起二郎腿在一旁等候。一看見因為膚色黝黑很明顯非日本人的亞裔臉孔步進候客廳,他馬上堆出一臉的笑容,接過她的行李,拉到他的私家車裡,給了她一堆的票務、地圖、收據和入住證明。交代完畢他從腦後抽出墨鏡戴上,瀟灑的退車離開機場。(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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